一
    中世纪末期，德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新变动。城市行会手工业已经在为较广大地区，甚至较远的市场制造商品。毛麻纺织业、工艺品部门特别兴盛起来；锻造工业大有长进；采矿工业尤其突出，15世纪矿工计有十万人之多，恩格斯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商业也在迅速发展，通往印度的海路发现后，德国仍然是印度通往北欧的必经之途，在商道沿途贸易事业十分繁荣。如奥格斯堡、纽伦堡等都是意大利的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产物的主要集散地。在欧洲，德国社会经济虽不是先进的，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成长，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深化、尖锐化。1889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指出：在经济方面的发展，使德国“成为以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出现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德国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封建割据，随着封建帝国的解体，统一的纽带断了，出现严重的地方分权。各地政治上独立，工商业彼此隔绝，虽产生了几个政治中心，但多半集中在西部和南部边境一带，主要进行国外贸易。各地交通条件恶劣，联系很少，使异常繁杂的等级难以合并成较大的集团，造成它政治和阶级状况极端复杂的局面。后来爆发的阶级斗争与宗教战争，虽然也起因于明确的阶级的物质利益，然而斗争的营垒界线常常不是十分清楚的，无法形成坚强核心，作彻底的斗争。宗教改革后，欧洲多数国家都是信奉单一宗教，德国却新旧教混杂信奉多种宗教。
    德国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首先从宗教开始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指出：“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罗马教皇对德国诸侯和各阶层居民进行沉重的剥削，他们不仅象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压榨人民，除使用残酷的暴力，一切宗教上的无耻诡计也都施用了。自14、15世纪来，西欧英、法、西班牙，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王权加强，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教皇势力被逐出国界之外，宗教组织逐渐依附于王权，教皇权力机构变成了王权的统治工具。
    教廷僧侣惯于奢华挥霍，在货币经济发展冲击下，更被强烈的发财欲望所支配。十五世纪七十年代至宗教改革前，五任教皇全靠贿赂当选，为争权不惜派神甫去搞暗杀，神职人员整天泡在赌博场中。教皇抢占商人的妻子……与自己亲生女儿通奸。红衣主教也一样，他们与教皇合伙把搜刮来的钱财交给银钱商人放高利贷。有一个红衣主教出入就带着一百六、七十个随从，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连他们的亲族都穿着用金丝银线镶边的绫罗绸缎的衣服。在其他文明国家教皇势力被阻挡于疆域之外，只有德国、意大利成了最后立足之地。他们把全部剥削伎俩集中施于少数几个国家，德意志是主要的对象。德国七个选帝侯中教会占有三个，他们常常能够左右皇帝的选举。教会占有全德国耕地面积三分之一的土地，其势力伸入穷乡僻壤，每个村庄都建有小教堂。市镇和一些大城市教堂就更多了。教会巧立名目，明目张胆地进行搜刮。一个德国神甫写道：“每一个神甫都拥有农奴……他们还不满足，还剥削寡妇和孤儿，……皇帝没有批准，而是教皇批准这样做的”（见《西格斯孟皇帝的革新》）。德国教会中一切可卖钱的职位，都公开标价出售。教皇每年从德国榨取的钱财约三十万古尔登，比德国皇帝的年收入还多好几倍，相当于一四九七年德皇全年帝国税的二十一倍。后来又添了推销赎罪券。德国成为教皇的奶牛，德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连各剥削阶级的怨言也日甚一日。教皇刮尽人民的脂膏，他们只能得到一些残羹剩饭了。
    十五、十六世纪，德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十五世纪中叶起，许多大学成立人文主义小组，人文主义影响不断扩大，它吸引了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神甫的儿子伊拉斯莫标榜个性解放，鼓吹“革新”天主教，反对教会各种仪文，被认为是西欧人文主义运动的领袖。但是德国不可能走法国或西班牙的道路以摆脱教皇的枷锁。因为德国长期分裂，全国除大选侯、大诸侯，还有二百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独立骑士领地，诸侯对皇帝分权，在自己领地内实行集权。它经济水平还不高，城市人口又稀少，只有几个商业、工业中心城市周围，才有些许的文明。而这些城市差异很大，缺少共同利益关系，南方与北方销售市场、商业联系完全不同，东部和西部几乎不往来，国内交通条件极差，除了沿海和内河航运，各地区之间很少有大道可通，这一切使德国政治难以统一，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们尽管施尽诡计和暴行，也无法建立象别国一样的近代君主国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帝国境内诸侯几乎是完全独立的侯国君主，他们有自己的封建领主参议会、法庭、税卡、自铸货币，拥有常备军，可以自行宣战或媾和。
    与这种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旧的阶级在动荡中分化，在旧阶级身旁新的阶级已经形成，社会阶级结构变得极为复杂，高级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摆脱了皇帝而独立，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贵族最下层的骑士，无法挽回地没落了，他们领地有限，入不敷出。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火药武器的改善，骑士们在军事上的作用已经丧失，常常只靠抢劫为生。教会僧侣上层是贵族的组成部分，横行无忌，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城乡下层传教师，他们政治、经济地位都很低，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与下层群众接触最多，而且了解群众，同情群众。他们有学问，受到群众的爱戴，常常为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提供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城市里，行会手工业师傅与城市贵族争夺领导权互有胜负，多数城市或城市贵族掌握着政治、经济命脉。新兴手工场主、富裕工匠师傅与商人形成市民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抬头，他们多数只关心狭隘的地方利益，没有完全觉醒，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没落市民、破产商人，手工业帮工及流浪者组成平民，他们通常追随市民行动。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社会上倍受痛苦折磨的最低层。十四世纪末叶到十六世纪，德国农民起义从未间断，所有起义都号召反对神甫、高利贷商人。但德国这种阶级与阶级、派别与派别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他们很难找到共同利益，结成较稳定的阶级营垒。可是天主教的控制，教皇残酷压榨，使他们酝酿了几十年的愤怒情绪已经无法再忍耐下去了。诗人赛巴斯廷·勃兰特在一五○四年写道：“我们的国土上没有统一，没有和平，没有法律，没有友爱。我们象狮子一样互相吞噬，象狼一样互相争夺。国内尖锐冲突使我恐惧，在这样混乱纷争之中，帝国的统治再也无法维持……我们的毁灭即将来临。德国呀！悲泣吧！末日将到了！”德国不存在现成的革命道路，天主教则是唯一牵动德意志民族、国家，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普遍关心的问题，宗教改革运动是德国当时“一般要求之唯一可能的普遍表达方式”。所以在德国宗教改革必然成为一场社会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