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开端
    史学界对梭伦改革的认识，众说纷纭。或认为“梭伦改革促进了雅典国家的形成”（20）；或说他确立了“财力政体”（ТиМоКраТию）（21）；是“富豪政治”代替了世袭政治（22）；或说在“梭伦改革之后，雅典仍然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贵族政治的国家”（23）。
    关于雅典国家的产生问题，笔者已在拙文《雅典国家的产生及其初期政制》（见《南充师院学报》1984年3期）中论述过。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国家产生的基本标志是什么？恩格斯在《起源》，列宁在《论国家》中都有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僻远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24）。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列宁称为“特殊强制机构”，即“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做国家”。“这种暴力机构就是武装部队、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25）。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给我们指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国家产生的基本标志是“特殊的公共权力”或“特殊强制机构”的设立，这种暴力机构就是“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第二，国家这种“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的建立同其统治权力的强弱，有联系，更有区别。既不能因公共权力“极其微小”，甚至“若有若无”，就否定国家的存在，也不能把公共权力的“日益加强”，或国家政体形式的改组，说成是国家的形成。
    所谓梭伦之前“雅典的早期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梭伦改革促进了雅典国家的形成”等说法，正是在理论上把国家的实质同这种公共权力的强弱混为一谈了。他们认为在梭伦以前这种公共权力还“微弱”、“不完善”，便“不是真正的国家。”这不仅违背了经典作家的上述正确论述，而且同雅典人的历史实践也不相符合。例如，以雅典公共权力之核心军队来说，阿提卡统一前，各邦已拥有军队，彼此不断纷争，互动干戈。雅典统一国家建立后不久，希腊世界发生了著名的特洛耶战争，在《伊利亚特》船舶清单中已把雅典作为一个国家记载，说它已有“光辉灿烂的卫城”，派出五十艘黑皮兵船参战（26）。我们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和斯密司英译本注释，如果以“每条船上八十五人”计算（27），雅典派出的五十条战船，应是四千二百五十人。显然这不是雅典全部军队的人数。这难道不“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吗？此后，在科德律斯王统治时期，雅典人击败了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多利亚人的侵犯，使雅典免遭外族入侵的祸患；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巴赛勒斯王制改为雅康制（执政官制），废除官吏的终身职制，实行一年一任制，形成了贵族制共和国；诺克拉里行政区的划分，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当权的阿尔克麦欧尼达家族的贵族分子用武力残酷地镇压了平民反贵族斗争的库伦暴动；以严刑峻法为特点的德拉古法典的制订，维护了寡头贵族统治。所有这些史实，不仅说明在梭伦之前，雅典已拥有一支对外扩张、抵御外敌和对内镇压奴隶、平民的军队，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日益加强了，而且雅典国家的政体已经历了巴赛勒斯王制（非全权君主制）和贵族共和国政治时期。可见，所谓梭伦改革促进了雅典国家形成的说法，把梭伦以前雅典社会的性质误解为氏族社会，看不到在雅典奴隶社会初期新的国家政权组织同遗存下来打上阶级烙印的氏族部落组织长期并存的基本特点，从而夸大了阻碍历史前进的氏族部落组织的作用，低估或否认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向前发展的国家政权组织的力量。所以，凡是因循前述摩尔根的观点，忽视或不承认这个特点，便导致对一系列问题不切实的看法和结论。
    所谓梭伦确立了“财力政体”、“富豪政治”和在“梭伦改革之后，雅典仍然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贵族政治的国家”等说法，都低估了梭伦改革对雅典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所产生的重要变化，忽视了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开端这一重要历史地位。
    “阿提卡史家”认为提秀斯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帕罗斯纪年碑》说提秀斯建立了民主政治。亚里斯多德则认为雅典民主政治开始于梭伦时代。他在《政治学》中说：“一个学派认为梭伦是一个优良的立法家；他消除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贫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在他所创立的政体中，……规定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为公众法庭陪审员的机会，这确实是引入了民主精神”。（28）他又在《雅典政制》中说：“在梭伦的宪法中，最具民主特色的大概有以下三点：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这一点据说便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所以，他说从梭伦时代起，“民主政治才开始”（29）。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还需要补充三点：
    第一，梭伦改进了德拉古时期用抽签法选举官职的制度，历传至后世。“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举。以九执政官而言，每一部落先行预选十人，然后就这些人中抽签选举”（30）。公民用抽签法选举绝大多数官职，是当时“民主”的标志之一。因为抽签法可以防止世袭名门贵族操纵选举的阴谋，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进入国家统治集团，第三级公民也有当选官职的机会，第四级公民当选为陪审员后，有权审理涉及贵族富室和军政人员利益的被控案件。所以抽签复选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利于打破贵族独霸政权的局面，有助于平民政治地位的提高。
    第二，从梭伦时代起，雅典国家的政体开始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公民大会开始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第四级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有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关于自己活动的报告；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31）。亚里斯多德也指出，全体公民享有选举行政官员、听取他们的报告而予以审查其功过以及出席陪审法庭这三项权利；特别是“由于民众持有审查行政工作的权利，这又保证了执政人员的一切措施必须遵循法度并合乎正义”（32）。从梭伦时代起，陪审法庭开始成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其权威日益增强，一切公私纠纷由它公断；所有公民在案件的裁决上一视同仁，违法者必究。
    第三，如果说，提秀斯改革是雅典城邦早期历史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33），那末，梭伦改革则是其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转折点，它奠定了雅典奴隶社会在以后两百年中所遵循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在国家制度方面，沿着梭伦创立的民主政制而变革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方面，梭伦以前盛行的农村高利贷和地产的无限制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大力发展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精巧手工艺和海上商业贸易；奴隶制度从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债务奴隶制变为主要剥削外族奴隶、并逐步走上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发达奴隶制阶段；自由农民和独立手工业者相对稳定的经济，逐渐成为古典奴隶社会繁荣的经济基础。史迹的变迁到这样，既不是梭伦当初立法的本旨，也不是他当初所能料想到的深远后果。
    所以，梭伦的改革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雅典历史的发展。梭伦改革后，雅典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国家，而不是“贵族政治的国家”。他不愧为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创始人、典型的立法家和著名的政治家。梭伦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阶级属性，主要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反映了被奴役贫民的利益，而不应是一般流行的观点只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