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雅典国家产生于迈锡尼文明时代后期，即雅典的提秀斯时代。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中期，提秀斯改革建立阿提卡统一的雅典国家后，至公元前七世纪，其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是在部分地改造氏族制机关和部分地设置新机关的基础上逐渐增强起来的。恩格斯指出，到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34），成为希腊一个较强的国家。看来，对雅典国家产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流行观点，似乎需要重新考虑了。
    公元前六世纪初梭伦执政以前的雅典政治体制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阿提卡统一国家建立时期，约当公元前十三世纪中期；第二是巴赛勒斯王制时期，约当公元前十三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八世纪中期；第三是贵族共和政制时期，约当公元前八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六世纪初，这是雅典的寡头贵族统治时期。
    为什么雅典国家的产生比希腊其他国家要早些呢？我认为，首先在于阿提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新石器时代起阿提卡就居住着皮拉斯基人，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一支希腊语人爱奥尼亚人进入阿提卡，他们和皮拉斯基人混居，过着氏族部落制生活。居平原区者经营农业，生产谷物，种植葡萄、橄榄等作物；居山区者经营畜牧业；居滨海区者从事渔业、航海业和小规模的工商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分化。其次，如前所述，大约在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阿提卡处于迈锡尼势力统治之下，其奴隶制文明的影响，促进了阿提卡氏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再次，据古代作家的记载，阿提卡没有遭到外族侵占过，内部“没有政治纷争，它始终为同一个种族的人所居住”。 “雅典是一个稳定的社会”（35）。由于它未被外族武力征服，有利于其社会历史的发展。最后，在雅典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推动下，出现的提秀斯改革，统一了阿提卡，建立了雅典国家。这些便是在迈锡尼文明时代后期雅典国家最早产生的优越的历史条件。
    应该强调的是前面所引恩格斯关于“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精辟论述，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他给我们指出了军事民主制往往转化为王制（君主制）这个带规律性的问题。古代世界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充分证明恩格斯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由于英雄时代的世袭巴赛勒亚制为以后的世袭王权奠定了基础，当国家兴起时，原先的军事首长便僭取其职位的世袭制，产生了世袭王权。因而在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城市国家）和村社国家（尚未出现作为手工业和商业经济中心的城市而以村社机关为基础形成的国家）的初期，都存在过国家首领终身职和世袭制的、但个人统治权力受到一定限制的、没有绝对世袭权利的非全权君主制。例如，迈锡尼时代之后的希腊，除雅典更早地实行王制外，当荷马时代（公元前十一至九世纪）结束时，希腊其他地区纷纷建立起城邦，其巴赛勒斯因其终身职与世袭制而演变为具有国王或君主意义的新的城市国家的统治者。到公元前八世纪末，希腊世界的君主制才被贵族共和政制所代替。罗马王政时代第六代勒克斯塞尔维·图里阿所进行的改革，标志着罗马国家的产生，但其后继者高傲的小塔克文是一个暴君，人民推翻其统治后，罗马才开始进入共和国时代。这说明在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前也存在过短暂的君主制。又如，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其首领“恩”（en）、“恩西”（ensi），个人掌握政权，终身职与世袭），列国时代的印度，未征服希腊之前的马其顿等地，都存在过这样或那样的、或长期或短暂的非全权君主制（王国）。可以说，这是古代邦国初期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认识，是与那种认为城邦等于共和国，或认为奴隶制城邦只实行共和政体而无君主政体的观点有分歧的。
    既然雅典国家产生时，巴赛勒斯的权力转变为世袭王权，实行了巴赛勒斯王制形式的非全权君主政体，那末，作为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便不可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了。在前面已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当然，恩格斯说过：“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36）。应该怎样正确理解恩格斯这个提法，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级社会里，作为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的国家，毫无疑问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的上述提法是正确的。但是，从奴隶制国家的政体来说，“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象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共和国，是经过平民百余年来反对贵族的激烈斗争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推翻了寡头贵族统治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因此，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并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乃是历史学研究者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新材料的发现，还固守经典作家个别不切实的话句、提法和论断的倾向，也是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15、165页。
    ②参看日知、际陶：《关于雅典国家产生的年代问题》，见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第197—198、202页。
    ③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断片5。“三一区”，指一个部落的三分之一，它具有地域关系的特点。它的出现，表明阿提卡解体时期的氏族社会已出现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并存的局面。
    ④恩格斯：《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05页。巴赛勒斯（βαστλεus, Basileus），指部落的军事首长，一般译为“王”或“王者”， 但非“国王”。
    ⑤亚里斯多德：《政治学》I，2，1252[b]19；《雅典政制》断片1。
    ⑥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第268、272页。
    ⑦恩格斯：《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65页。
    ⑧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只列卷章页数）卷二章二，第117—118页。引文中的“国王”，指巴赛勒斯。“民众会议”， 有的译为“议事会”。
    ⑨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断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