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什么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道路，不仅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密切相关，也与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历史发展不是任何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相互作用的历史链条。赶超战略及其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可以为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历史借鉴。
    一
    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思想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般而言，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出现高潮，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纷纷投入现代化洪流之中。到1970年第一次信息革命为止，这个过程经历了近210年。
    赶超战略主要指发展中国家为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而采取的措施，它是超越理念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辩证统一。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探讨赶超战略的必然性，当时，除英国等少数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外，后来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并实施了赶超战略。进一步说，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历史就呈现出一幅你追我赶、后来者居上的壮观场面。西班牙抓住地理大发现和领先的航海技术成为海洋强国；英国在现代科技革命后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美国抓住欧洲科学技术革命和人才转移机遇，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日本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洲“四小龙”及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利用战后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在短时间内步入新兴工业化行列。这些国家在实施赶超战略时期，都不同程度地运用计划经济手段，强化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
    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近现代历史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圈地运动和海外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有学者认为，所谓发达与欠发达，并不是简单的量的关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A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于B国。相反，它们是一种相互关联的质的关系，即A国与B国的经济有着结构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在A国与B国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注：弗兰克：《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转引自《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3页。）。一般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而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有计划地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生产力赶超和跨越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不仅是理论问题，也关系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就此而论，赶超战略绝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体系，而首先是一个实践过程。现代化的政治意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远远高于经济意义，这就是实践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列宁和斯大林所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核心。
    社会主义现代化采取赶超发展战略的思想源自列宁，他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出发，首先从政治意义上估价现代化。列宁认为：“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在列宁看来，现代化实质上是落后追赶先进，跟上时代步伐，即采取赶超方法把经济基础从小农变成大工业。“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9页。）在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战略对经济体制具有决定作用。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列宁把掌握强制力量的国家机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者，进而形成了与赶超战略相协调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国家辛迪加”模式。有学者考察，1906年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作为相对立的两种制度提了出来，列宁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同时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劳动者所有，“才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卫兴华：《究竟何人最先从经济涵义上使用“计划”和“市场经济”概念》，载《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11期。）斯大林把列宁的赶超战略思想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后来解释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注：《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6页。）斯大林特别强化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苏联也由此很快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1913年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42.1％，“一五”计划结束时上升为70.7％，“二五”计划结束时升为77.4％，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达到85.7％。（注：参见周尚文：《新编苏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5页。）当资本主义世界屡次发生危机时，苏联经济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势头，并取得很大成就，这无疑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之处，也是卫国战争取胜的关键。（注：参见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
    但是，赶超战略所引发的社会高速度、全方位的急剧变革，各种目标如经济增长、计划与市场、社会公平与稳定、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相互之间并非完全相容，有时甚至激烈冲突，这就对后来苏联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后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也随之显露出来。现代化政治意义的特定条件消失后，进一步对其强化，只能导致消极后果。特别是斯大林用强制手段推行全盘集体化，集体农庄为国家高速工业化作出很大牺牲后，农民向国家交纳的“贡款”没有取消反而变成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在扩大，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这种状况说明，如果只重视现代化的政治意义，只着眼于结果本身，只重视社会关系的冲突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只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一切，而不是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问题，忽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不注意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注定要付出代价。当苏联社会主义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