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关于“大跃进”与苏联模式的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大跃进”是赶超时代的必然链条，胡绳则提出：毛泽东想利用“大跃进”来冲破计划经济，只是方法不对，不能归到苏联模式上（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笔者则认为，“大跃进”的发动，还要从实施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中去研究。
    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以及其间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帝国主义却在衰退，并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竞赛”的口号。会议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阵营时，才可能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的目标，是15年以后在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这可以看做苏联对3月成立的“欧共体”所作出的基本回应。赫鲁晓夫的激情感染了毛泽东，他在18日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又提出了中国可以在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毛泽东提出“世界形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方面已经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中国虽然没有参加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组织，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以“大跃进”的方式，毅然加入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上的较量。正是经过“15年赶超英国”这个中间环节，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要“加速”的思想，逐步转化为“大跃进”的实践阶段。
    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赶超目标，而在于这个赶超目标的可行性和实现它的手段。在“冷战”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面临了资本主义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共同历史性难题。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越的道理，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表述是清清楚楚的。然而，“大跃进”目标本身的盲目性被忽略后，灾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设想，造成了苏联经济发展上严重的浮夸风，最典型的是梁赞州的畜牧业“大跃进”。该州在1958年向国家交售4.8万吨肉，宣布1959年要交售15万吨。赫鲁晓夫号召各州学习梁赞州的榜样，结果以该州州委书记自杀告终。50年代后期，苏联农业生产开始下降。中国的“大跃进”除了浮夸风外，还突出表现在“以钢为纲”开展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赶超英国”首先就是以钢产量为目标的。钢铁“大跃进”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全面铺开，继而从经济扩展到生产关系包括上层建筑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生产关系“大跃进”，使中国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不发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步入共产主义天堂，政治浪漫主义充斥整个中国。随后的1961年，古巴宣布搞社会主义，几年内实现了彻底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在此基础上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1976年，越南共产党决定在5年内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20年内基本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渡。回过头去分析那一段历史，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没有把握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盲目地赶超，但实际根源在于没有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因而也就没有逃脱这个特殊规律的惩罚。
    社会主义阵营实施赶超战略，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形成了强大压力，逼迫资本主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而资本主义的创新又对社会主义发展形成了巨大挑战，社会主义改革的紧迫性也日益临近了。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实际上也是赶超战略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跨越和赶超。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推动赶超战略从单纯的技术跨越进入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层面，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应对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跃式发展”的战略方针。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完成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我们简短地回顾了赶超战略的历史进程，呈现在眼帘的是互相联系的历史实践链条。同样一个历史因子，在不同条件下，却交替扮演着喜剧与悲剧的角色。历史和逻辑有着严格的区分，这导致历史和理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不管历史悖论怎样难于解释，赶超战略的实施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受益最大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然而，这并不是说赶超战略所付出的代价毫无意义，作为历史研究还要重视真理相对性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代价付出过程的研究。这些代价对我们今天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有着深刻警示作用。有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但是可以最小化；有些代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也是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