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动化、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经兴起5年。与此相伴随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强化和更新了国际分工，重建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相继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还有乔治·布坎南的“遏制理论”、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冷战”也是一种战争，一种剑拔弩张却不见硝烟的战争。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对峙，“冷战”阴霾随时有转变为热战的危险。“冷战”再一次强化了现代化的政治意义，从而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掩盖了。
    战争威胁成为掣肘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中国迅速走上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推动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并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客观条件下，党对中国工业化模式还处于探索中，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也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对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看法。（注：武力：《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业化道路的认识演进》，《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方针是工农业都要发展。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农业才有原料和粮食，工业才有市场。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年7月，刘少奇再次阐释了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必要的重工业的思想，提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筹集重工业资金的办法，就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基础上要求人民节省，再加上少数向苏联等国家的借款。”（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81、204页。）
    1952年朝鲜战争接近尾声，接踵而至的两件大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第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久确立为全党必须遵循的路线。总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一五”计划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期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以及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封锁禁运，成为中国选择赶超战略的直接动因，以“一五”计划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为了尽快缩短我国工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加快发展重工业，不仅要尽快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资金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甚至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制度保证。
    毛泽东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有一段至今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注：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所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是“一五”计划建设的核心，引进方式都是成套设备。其中能源工业52项，国防工业44项，机械工业24项，冶金工业20项，有色金属13项，钢铁和化学工业分别为7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为4项。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中国作为后发达国家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这就是利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技术变迁，从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赶超。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后50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0页。）50年代中期，中国不仅能够制造飞机、坦克、万吨级远洋货轮、拖拉机、汽车、电子管计算机，而且还成功发射导弹、中近程火箭。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几十年之后，邓小平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9页。）
    关于赶超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中国的确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但是，这样的赶超战略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也未能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所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较快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较好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去发展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而应去发展那些自己有优势而发达国家没有优势的产业。因此，中国应该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注：参见林毅夫：《论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3页。）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如果这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其比较优势当然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业。因为生产过程使用较多的廉价劳动力，生产成本较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的量也就比较大。但是，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以支持自由贸易主张以来，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得到过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注：刘明彦：《比较优势：经济学的迷雾》，《读书》2005年第1期。）目前还没有一个通过比较优势从弱国、穷国发展为强国、富国的先例。李斯特时代的德国和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相对于当时工业强国英国而言，其比较优势是农业，而处于幼稚阶段的工业显然是比较劣势。如果当时美国、德国按照比较优势行事，今天不可能出现强大的美国与德国。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比较优势战略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轻工业而选择了代价巨大的赶超战略？客观地说，这个代价的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大国为了其长远生存与繁荣而必须付的代价，或曰长期投资。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么在其他方面的代价更为昂贵。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支付这种代价。如果在50年代不搞赶超战略，中国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并很有可能被其后的新技术革命抛到后面，不要说成为经济强国，甚至会面临落后挨打的局面。这个历史经验被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坎坷的现代化进程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