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赶超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一切都围绕、适应、服务这个中心。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加快和“大跃进”的发动，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实施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的必然结果。
    我们先以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赶超的历史为例，来分析实施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的巨大作用。苏联1926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1928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成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催化剂。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39年又提出在10年到15年之内，使人均工业品产量和消费品数量方面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便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然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赶超决不是单方面的发展，它的直接后果一定是此消彼长的你追我赶。特别是冷战开始后，全方位的你追我赶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峙的双方同时展开的。1949年4月4日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和次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是“冷战”思维的重要产物。西方人把它看成是抵御苏联扩张、保障西方民主自由不受共产主义思想侵袭的自卫组织。（注：〔美〕C.E.布莱克等著：《二十世纪欧洲史》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9页。）而苏联则认为它是一个准备一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侵略性军事同盟。（注：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1卷（下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762页。）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形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边军事同盟。在军事上对峙的同时，经互会与欧共体的成立，把军事上的对峙扩展到经济层面。1949年1月，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六国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经济互助委员会由此产生。表面上看，它是苏东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联系的地区性组织，实际上则主要是对抗马歇尔计划，有着极强的政治性和对西方的对抗性。苏联卫星上天，在西方世界引起的警觉和恐慌是普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调控能力，也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瘟疫”。苏联、东欧在科学计划方面的水平已达到世界前沿，在“最优化计划”方面，没有哪个西方国家能赶上他们。（注：参见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1页。）为了钳制社会主义阵营的超常规发展，1957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卢森堡、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六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这两个文件又统称为《罗马条约》，于1958年元旦正式生效。后来的历史表明，经互会与欧共体不单纯是经济性组织，而是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果。这两个经济组织一方面把区域经济连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另一方面又将世界经济割裂开来，造成地区性封锁。原本由苏共二十大开启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变革，因此而迟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也由于愈演愈烈的“冷战”局势而强化起来。
    中国没有加入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组织，但实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所以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空间。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27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是稳步而不是急速转变，从1949年到1952年，党的方针政策是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然后才可以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部署工作。（注：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178～210页。）
    毛泽东的变化发生在1952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久正式确立为全党必须遵循的路线。他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扩大国有制，将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8～301页。）无疑，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把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提前了。在这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把时间定在“大约几十年内”。
    赶超战略目标的确定，首先直接影响到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看，工业化的最初进程都是由农业来推动的，工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函数。（注：参见迪特尔·森哈斯：《欧洲的经历--发展理论的历史评判》（多弗尔·伯格出版公司，1985年）第46页。）在欧美等早期现代化国家中，农业革命成为工业革命的出发点，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工业革命以农业革命为先导”的命题。中国工业化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况下启动的，落后的农业对工业化造成极大制约，突出表现在农产品的供给短缺和农村市场需求不足这两种形式。（注：孙代尧：《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背景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2期。）因此，随着赶超战略的全面推行，对农业革命的要求就变得十分强烈。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加速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久，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加速的设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八大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可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完成。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向全国人民传达并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过渡时期总路线计划用15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结果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加速完成，既为国家工业化铺平了道路，也埋下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因子。
    1955年底，毛泽东对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所察觉，并试图进行调整。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着重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他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毛泽东的探索没有在实践中贯彻到底，是受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制约的。但是，更重要原因之一，还是没有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强化。在这个模式下，农业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们改变生存状况的一次次“包产到户”的尝试都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压制了下去，中国经济呈现出反差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农业一方面要为国家现代化的资金积累作贡献，另一方面又受到现有生产关系的制约，始终没有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良性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历史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