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伯里克利是奴隶主的政治家。他代表的是雅典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为了适应奴隶主利益的要求，伯里克利一生四处征战，到处扩张。除了对盟邦的镇压和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攻击外，他还率军远达塞浦路斯、埃及和黑海地区。攻城略地，掳掠居民、夺取财富，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因此，雅典是得不到人们同情的。在伯里克利当政时，“舆论和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这一方面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内援助他们，既用言词，又用行动。”（111页）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也很自豪地说：“整个希腊注视着我们的行动，因为大家都仇恨雅典，大家都希望我们取得胜利。”（112页）因此，尽管伯里克利对伯罗奔尼撒大战再三周密考虑， 制定了完整的战略计划，但由于雅典损害了他国的利益，侵略了别国的领土，是非正义的，所以终究逃不脱失败的命运，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对于伯里克利的评价，史学界大多只注意对他的民主政治和希腊世界古典文化繁荣的探讨和称赞；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原因，只简单地归结于双方的争霸。而对于伯里克利的军事外交政策以及它在引起这场大战的主导作用似乎不太重视。这不能不说是研究古代希腊，特别是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的美中不足。
    伯里克利一生政绩辉煌，彪炳史册，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内政上，同样也表现在他的外交上。他的军事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内政基础之上的，而其内政的实施也赖于外交的成功。这两者是相辅而行的。由于他在对外的侵略扩张取得了成功，满足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所以他才连续被选为雅典首席将军达十五年之久（公元前443～429年），直至病逝。正是他对外政策的成功，给雅典中下层自由民也带来一定的好处，因此伯里克利才有雅典公民去为他冒险、四处征战，使雅典保持着一支强大的海军。伯里克利毕生致力扩张雅典的势力，是为了实现雅典工商业奴隶主对经济利益的要求。而这种要求的实现，是依靠对盟国的勒索压迫以及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敲诈来实现的。如果说，雅典帝国的军事外交政策早在泰米斯托克利和西门时期就已初步形成的话，那么到了伯里克利时期，这种政策更得到了完善和实施，形成了完整的军事外交政策：首先，伯里克利继承了泰米斯托克利海上进攻、陆上防御的思想·泰米斯托克利所力主建立的拥有一百艘战舰的强大雅典海军（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I）到伯里克利时，已经营成为拥有三百艘三层浆战舰的庞大海军（117页）这个数目大概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只总数相等， 而且雅典海军的战斗力远胜于伯罗奔尼撒同盟。因此伯里克利在制定战略时才大胆地从海上进攻伯罗奔尼撒半岛。长期以来，在希腊军事上的力量是陆军以斯巴达居首，海军以雅典称雄。由于斯巴达严格进行国民军事教育，斯巴达军队在作战中的凶狠、强悍是其它各邦军队无法比拟的。因此针对这个特点，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密海战胜利后就立即开始修筑雅典卫城城墙以及庇里犹斯港的海上长城。期间又得了西门的继续修建。到伯里克利时代，城墙正式修筑完毕。这样，就弥补了雅典在陆军方面的不足，可以防止斯巴达军队对雅典的蹂躏。于是伯里克利才提出固守城垣的战略思想。
    其次，伯里克利继续了西门对盟国压榨、控制和实行军事移民的思想。他和西门一样，对敢于叛离雅典的盟邦实行坚决的镇压。他亲自镇压了优卑亚岛各邦和萨摩斯两次最大的暴动，实行严厉的军事独裁统治。西门所推行的军事殖民政策到了伯里克利时期成为一种制度。伯里克利在许多盟邦都派有雅典的军事移民和屯田兵，使雅典的盟邦变成了雅典的殖民地。雅典可以对盟邦任意宰割，为所欲为。
    再次，伯里克利将泰米斯托克利的反斯巴达思想公开化、鲜明化。伯里克利反对西门的亲斯巴达政策。在伯里克利时代，由于雅典势力日益强大，伯里克利摒弃了泰米斯托克利对斯巴达的巧妙周旋和应付，而是公开大张旗鼓地把矛头对准斯巴达及其盟国，向斯巴达步步逼紧，力主向斯巴达作战，以夺取整个希腊世界的霸权。
    伯里克利这一整套军事外交政策是根据雅典的政治和经济的长远利益和国际形势的格局来制定的。希波战争后，雅典势力达到高峰，在希腊世界中唯一能与雅典抗衡的只有老牌帝国斯巴达。起初，雅典对斯巴达是有所顾忌的，但当它迅速复修雅典城墙，建成由雅典通往法勒隆港和庇里犹斯港的两道海上长城，能够抵御斯巴达的强大陆军之后；加上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制止它”，对于雅典的攻势，只是“保持冷静的态度”，而且“总是迟迟作战”，（8页）所以，伯里克利便觉得有恃无恐，公开介入科林斯内政，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因此，笔者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但伯里克利咄咄逼人的军事外交政策，无疑加速了这场大战的爆发，是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战争的进程、结局也都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在这里，本文还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似乎雅典的民主制度比之斯巴达的贵族寡头制度要开明些，因此对外政策也会开明些；相反，由于斯巴达的政治制度野蛮、落后些，其对外政策也野蛮些。这纯粹是一种偏见。殊不知，“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68页）它们所谓文明只是对奴隶主而言的，对待奴隶都是野蛮残忍的，无所谓开明。在历史上，政治制度先进的国家侵略政治制度落后国家的事件不乏其例。如果我们只简单地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来判别它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从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求，不是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判别、分析它的对外政策。那么，我们是得不到较公正结论的。确切地说来，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都是为了争霸，但是挑起战端的是雅典，而不是斯巴达。对斯巴达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定的自卫性质。要是伯里克利不向斯巴达发动强有力的外交和军事攻势，斯巴达是不会主动发起这场战争的。由伯里克利促成和导演的这场战争，“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丧失。”于是，所有的“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18页）曾经显赫一时的雅典帝国在战争中衰落下去，所引起连锁反应的结果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我们撇开伯里克利的军事外交政策是否对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有利，也撇开伯里克利本人是否有实现希腊世界政治统一的愿望不谈，就引起大战这一点来说，伯里克利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