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实证主义史学的衰落和“新史学”的崛起，史学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史学方法正在失去其过去的统治地位，各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各个史学研究领域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其中，下列四端，殊堪瞩目。
    跨学科研究异军突起
    史学跨学科研究在战后发展十分迅速。对这一研究方法进行最先尝试的是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使这一方法真正崭露头角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 “年鉴”学派反对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政治史观，认为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要求史学与其他学科保持严格的界限，强调“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以叙述”，把史学研究局限在考证历史文献资料，客观描述政治事件始末、国家民族兴衰、历史人物成败的狭小圈子里，只能把史学引入死胡同。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史学跨学科研究突破传统史学方法束缚，在史学界取得优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法国建立了“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1975年改名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该部在“年鉴”学派史学家的主持下，成为法国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研究与教学中心。195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人口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各国社会制度史研究的全面兴起，标志着“年鉴”学派倡导的史学跨学科研究方法开始得到国际史学界的普遍公认。此后，史学跨学科研究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迅速发展。
    一般说来，为史学跨学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总体历史”理论。六十年代后，所谓“长时间”理论和“深层历史”理论在这方面也有重大影响。前一理论认为，历史上那种缓慢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统治人类历史巨大时代的“时间”运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后一理论强调人们的意识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这种处于人类历史“深层”的一定历史时期中人们一般的心理活动方式。这样，历史学不仅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统计学、语言学等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日益加强了与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民俗学、宗教学、生态学、气候学等学科的密切联系，不断地开拓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通常采用的主要有两种：（1）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如法国在进行城市史研究中，就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共同参加。（2）历史学家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来进行历史课题的研究。如F ·布罗德尔在他的重要著作《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一书中，就运用了地理学的成果；在他另一部重要著作《物质文明、经济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则以历史学为中心，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结合在一起，成功地勾画出了封建社会制度解体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形成的历史面目。
    史学跨学科研究不仅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形成了诸如历史人口学、地理历史学、社会历史学、心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民族学等新兴学科，而且还有助于对历史进行综合考察，揭示历史过程和事物的本质。
    进入七十年代后，史学跨学科研究不仅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中继续蓬勃发展，而且，其中心开始转向文化史和精神状态史新领域。法国“年鉴—新史学派”重要代表之一M·伏费尔， 近年来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精神状态史的研究专著。在《巴罗克虔诚与非基督教化》一书中，他广泛采用了历史地理学、宗教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成果。在美国，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历史研究开始大量借鉴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民族学、人种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近年又注重于把这些学科运用于感情关系史的研究。在日本，史学家们特别重视对普通民众思想的研究。在这股史学新潮流中，历史学加强了同宗教社会学和民俗学的密切联系。不久将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把《行为史和人类学史研究》、《生态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殖民地经验对现阶段被压迫国家的文化和心理影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看法：空间、时间和社会心理因素》等课题列为重点讨论内容，它反映了当前史学跨学科研究正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
    数量研究日趋风行
    跨学科研究不仅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而且打破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不断渗透，现代自然科学的新理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特别是数量分析方法，开始被大量地运用于历史研究。
    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初级描述性统计数字的运用并不罕见，但一般都没有超出算术统计的范围。当代史学的数量研究，作为一种日臻系统和完备的史学研究新方法，则是伴随现代电子计算机及其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而产生的。战后，数量研究方法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发端于五十年代末的美国。1957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A·康拉德和J·迈耶首先把数量方法引入经济史研究，到1963年R ·富格尔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新经济史学”初释》后，在经济史中使用数量方法进行研究就被称为“新经济史”，成为当代美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与此同时，政治史学家L·本森在1961年发表了《杰克逊民主主义的概念》一书， 把数量方法引入了政治史领域，形成了“新政治史”学派。社会史学家M·柯蒂、S·塞恩斯特罗姆则把数量方法用于社团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奠定了“新社会史”学派的基础。此后，历史数量研究借助于日益普及的电子计算机在美国发展极为迅猛。在数量方法运用最早和最广泛的经济史领域中，多年来新经济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主要有：扩大统计的连续性；解释工业发展；推算和解释有关总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变化；解释新技术的推广；进行人力投资；奴隶制经济学；城市扩大化的决定因素等。新政治史学家们发掘了大批为传统政治史学家所忽略了的诸如选举和表决结果报告、唱名册、传记等数量资料，就美国政治史中的一些重要课题进行了探讨。新社会史学家们则把数量方法广泛用于人口史、社会结构史、社会流动史、家庭史、性史、地方史、城市史、农村史、妇女史、种族史，以及工厂、监狱、城镇、医院和教堂等社会组织史的研究。进入七十年代后，数量史学家们不仅在经济史研究方面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方面也打下了基础，并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和学术团体，从1972年起还开始出版集美国数量史学研究之大成的《历史学数量方法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