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量研究在美国兴起之后，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对各国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运用数量方法对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精神状态史所进行的研究，英国剑桥学派和联邦德国哥根廷学派运用数量方法对人口史所进行的研究，均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苏联史学家们特别重视对数量方法的理论探讨，七十年代以来，在诸如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等研究方面，以及在运用电子计算机加工、处理史料和考古学、民族志资料方面，也取得有益的经验。随着各国历史数量研究的发展，198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已决定由联邦德国、美国、匈牙利、苏联、瑞典等国负责筹备成立历史数量方法国际委员会。
    目前，各国史学家普遍采用的历史数量方法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利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地收集、整理和储存史料；（2）运用统计学和数学原理， 对数据进行数量分析；（3）制作数理模型，开展对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模拟研究。 随着历史数量研究的不断发展，现今各国大多建立了历史计量数据资料库。在数量研究中，诸如平均数、集中趋势和离度趋势的测度、回归分析、相关关系、动态数列，以及属于更先进的推测统计学中的随机抽样等统计方法已被经常采用。七十年代以来，数学方法的利用频率有了迅速增长，数量史学家开始用线性代数来研究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各因素之间的联系，洛伦茨曲线也已为数量史学家所接受。在许多课题的研究上，还广泛运用了微分、积分、解析几何、判别式分析、概率单位分析和逻辑分析等方法。近年，欧美一些数量史学家还试图采用模糊数学、博弈和决策理论、曲线拓扑理论等先进的数学方法来分析历史研究中所遇到的复杂结构，与此同时，历史数理模型也开始被采用。
    数量研究方法受到各国史学界的高度评价。美国史学家认为，数量方式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从五个方面推动了当代史学的发展：（1）大量数量资料得到应用，弥补了旧史料的不足；（2）开拓了诸如制度和结构一类的史学研究新课题；（3）促进了史学研究中争论的圆满解决；（4）归纳整理了可供机器辨读的成套资料，积累了学术研究资本；（5）大批史学家开始接受统计学、数学、电子计算机理论和操作技术的训练，促进了史学研究队伍的现代化。苏联史学家认为，历史数量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帮助史学家精确、清楚地提出问题，并且不仅从质的规定性上，也从量的规定性上去解决问题，有助于研究结论的更加可靠和令人信服，有助于在通常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揭示历史发展的依赖关系及其规律。
    六十年代以来，历史数量研究的蓬勃兴起与发展，表明传统史学中那种描述的、定性的说明和论证，已远不能适应当代史学的发展要求，历史研究的定量化、精确化已成为战后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比较研究重新抬头
    历史比较研究，是探讨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一种重要史学方法。广义地说，它作为一种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逻辑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几乎同历史学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但是，它作为一种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研究方法，却主要是在本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美发展起来的。
    为当代历史比较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M·布洛赫。1928年，布洛赫发表了《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布洛赫第一次对历史比较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他的两部代表作《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和《封建社会》，为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范例。此外，德国著名史学家O·施本格勒和英国著名史学家A·J·汤因比在历史比较研究方面也有重要建树，他们分别在自己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和《历史》中，对人类文明史进行了宏观的比较研究。
    战后，历史比较研究开始引起世界各国史学家普遍的关注和兴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当前，受到史学界广泛赞扬和公认的历史比较研究主要有：（1）各文明体系的比较；（2）历史过程与制度的比较；（3）具体历史人物、事件、集团、机构和观念的比较；（4）结构的比较；（5）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在比较研究的具体方式上也极为丰富多采。从时间范畴来分，可分为同期的比较和异期的比较，并行的比较和垂直的比较；从空间范畴来分，可分为宏观的比较和微观的比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比较：从对象关系来分，可分为历史类型的比较、历史“渊源”上的比较和历史上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比较。
    最近三、四十年以来，历史比较研究在法国一直非常盛行。以布罗德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十分重视对历史进行结构的比较分析。六十年代后，法国史学家特别强调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并以经济、社会、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就法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 美国是当代比较历史研究十分活跃的国家。1958年，创办了国际性季刊《社会学与历史学比较研究》，二十多年来，仅该刊发表的比较研究文章就达七百余篇。一批史学家如贝格比、C·E·布莱克、沃拉斯汀致力于世界文明体系、现代化动力的宏观比较研究。更多的史学家则热衷于对历史过程、制度、事件这些“中等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就边疆问题、奴隶制、家庭、妇女的地位、革命、战争、民间冲突、劳工关系、社会结构、流动性和政治行为等等课题，广泛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日本，战后深有影响和地位的“大塚史学”，就是由以大塚久雄为首的一批经济史学家建立起来的比较经济史学的研究体系，它试图通过对西欧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来探索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近年来，苏联的史学家则比较重视历史比较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
    1980年，美国比较史学家L·格鲁根据提交《社会学与历史学比较研究》季刊的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五百篇手稿的分析，论述了当代历史比较研究的七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较史学发展与研究的现状。这七大特征是：（1）比较研究最受欢迎的课题是与当代政治活动有密切联系的殖民地问题；（2）有关妇女史、节育、犯罪、恐怖主义、社会公益服务等目前流行主题的比较研究文章很多，从而把一系列新问题引进了历史研究领域；（3）比较研究在奴隶制、租地使用权、 革命等课题的研究方面，具有特别的有效性；（4）比较研究促进了通常处于分隔状态的某些分析范畴，如农民、工人和更广泛的文化、人种意识和经济结构的相互联系；（5）当前绝大多数文章仅仅集中全力注意单一的历史事例的比较， 也有一大批文章比较研究了跨时代的、但发生在单一社会里的几个事例，此外，还有一些理论性文章；（6）尽管人们相信社会结构比社会态度更加重要，但后者的比较研究却占更大的篇幅；（7）在社会流动性、政治行为、法律、教育、宗教运动、现代化和革命的比较研究方面，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