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研究对当代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苏联一些史学家所指出的，历史比较研究是一种“间接实验”的科学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通过比较的途径，将更加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从而获得对事物在历史发展不同水平上的认识，并确定发展的趋向。美国史学家则认为，历史比较研究具有三种广泛相联系的目的或者说功能：（1）能产生一种选择意识，显示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运动；（2）解释历史的差异和独特性，估量并最终把那些造成独特条件的可变因素分离出来；（3）认识共同的模式，进行历史的概括。
    战后历史比较研究的重新抬头和盛行，反映了当代史学的发展正力图打破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步迈向世界。因此，作为冲破传统史学狭隘性的重要途径，历史比较研究直接处于当代史学研究方法变革的主流之中，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口述研究十分活跃
    六十年代以来，口述历史研究的活跃，是战后史学研究方法变革的又一重要内容和特征。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但当代口述历史，远非昔日世代相传的那种口头传说可比，它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不仅被当作一种收集和传播史料的方法，同时也是指全部或部分地以这种史料为依据写成的历史。它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随着现代电子工业和录音技术的发明和进步而兴起的。1938年，美国史学家A·尼文斯发表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 主张开展历史的口述研究。十年后，由于尼文斯的口述历史研究项目获得成功，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与此同时，美国森林史协会在进行森林史的口述研究过程中，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磁带图书馆。六十年代后，随着各著名大学口述历史研究的开展，美国口述历史开始获得迅速发展。1966年，全国已有大约90个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并在同年举行了美国口述历史第一次代表大会。次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建立。到1971年，该会已拥有1,400名会员，开始出版《口述历史评论》杂志。最近20年来，口述历史在美国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家庭史、城市史、社会团体史，以及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研究。其中，由口述史学家对现代总统所进行的一系列口述研究，是一项由联邦政府机构倡办的口述历史研究规划。迄今为止，已先后对胡佛、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进行了口述研究，并正在有计划地收集有关福特和卡特的资料。
    从六十年代起，口述历史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国，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获得显著的发展，涌现了一批专业的口述史学家和专业性团体，出版了口述历史专门杂志和大量的口述史著作。在英国，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劳工史、家庭史、妇女史、儿童史、贫民史、社团史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出版了《家庭与劳动》、《男女平等》、《罗思柴尔德大厦》、《渔猎生活》等口述史著作。在法国，进入七十年代后，口述历史研究十分活跃。比较有影响的有对法国1936年的勃鲁姆政府，1938年的达拉第政府和1940年的维希政府的口述研究，以及J·儒塔尔对长衫党的研究、D·施纳佩关于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P·博尔对二次大战期间基督教徒的研究等等。有关人种问题的口述史著作《骄傲的马》、《野草汤》等，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口述历史在日本则在地方史、妇女史研究中得到普遍运用，有关方面的不少著作，都是在广泛采访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口述史料写成的。口述历史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中的发展更为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方法和途径。
    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手段（如电子录音机、信息转换器等）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目前，各国的口述史学家通常是通过同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密切关系的知情人进行交谈，或是根据当事人的传记和回忆录、群众性回忆和民谣等等，来进行各种专题的口述研究。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现代史研究方法，在战后的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当代史学很少再研究传统的上层分子，而是越来越多地研究普通人的历史，研究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性的特征、家庭、休息和公众态度，而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文献史料中是找不到的，于是，口述历史便成为撰写普通人历史的有效工具，从而开创了通过普通人的话语来传播历史的可能性。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指出的：口述史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化的工具，同时，通过人们自己的话，同各种各样的人们共同理解历史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目前，随着现代录音技术与手段的发展和普及，口述历史的影响与作用正在不断地扩大，逐步改变着仅仅依靠文献的历史的一统天下，为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
    战后，史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对当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使历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而且加速了史学由叙述性朝分析性方向的发展，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促进了当代史学研究。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正确的史学理论的指导，这些新方法在应用实际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例如，跨学科研究常常忽视甚至是故意摈弃对政治史的研究，在近年注重于文化史和精神状态史研究的时候，往往又忽视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和经济的原因；数量研究则使历史变得越来越抽象、难懂，有些研究结论甚至十分荒谬；忽视了历史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无益于历史规律的探讨，相反制造了历史混乱等等。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叙述史方法的复兴，不能说与此种状况没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影响日益增长。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左派”，以及日本的进步史学派，在方法论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美国著名史学家B·贝林在1981 年美国历史学协会年会的讲话中曾经说过：“无论我们采取哪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对于我们认识过去仍然具有强大力量。”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本身在不断吸收当代史学新方法的合理成分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充分显示了其无比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