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罗斯福推行新政起，美国政府就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信贷和劳资关系等各个方面实行广泛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政策，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除兴建大批企业外，它的调节和管理还更深入地渗入所有主要经济部门。主要表现在：联邦政府建立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机构，统管战时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大批军事工厂；联邦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达到巨大规模；国家直接控制工资、物价和房租；战时对外贸易和国际国内交通运输业务全部由联邦政府控制；国家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支持；总之，战时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并具有军事性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罗斯福把争取战争的胜利与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两者分开，认为对付30年代的大萧条主要靠“新政医生”，而对付战争危机主要靠“胜利医生”。大敌当前，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新政医生”应该让位于“胜利医生”。
    1943年12月8日， 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时，他幽默地说，自1933年以来，“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指30年代大萧条）医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 “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于是它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这个外科专家。（约翰·布雷曼等编：《新政》第一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70页。）因此，自1939年1月至1943年底，在这整整5年期间里，除1941年8月12日，罗斯福同丘吉尔一起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保证当时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所有民族将在战后获得独立；1941年1月6日，他致77届国会年度咨文中，强调美国对“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义务；1941年6月25日， 总统颁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并重申一切人员，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全部参加国家防务计划的政策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战争虽然基本上巩固了“新政”成果，但却未能将“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向前进。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在战时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
    作为一位战时总统，罗斯福认为，要打赢这场战争，更可取的办法是：暂停国内改革，号召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自由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压制社会改革精神，联合各阶级进行战争，这将使企业家在政府中恢复权势，并有使新政的一切社会改革前功尽弃的危险。他们争辩说，利用战争可以推进社会改革，利用改革可以最充分地动员美国人民的智慧与道义力量，激发群众的战争热情。罗斯福不赞同自由派这些分析，认为这样就会疏远那些企业界领袖，而那些企业界领袖的合作对战时的军工生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疑虑严重地限制了罗斯福在战争期间本来可能进行改革的意向。
    1942年初，罗斯福拒绝了一委员会劝他改善种族关系的所谓“早熟”的建议。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为将来拟订总体规划。”（约翰·布雷等编：《新政》，第1卷，第270页。）他力图避免导致脱离“战争现实的规划”。“我深信，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美国历史杂志》第55卷（1968-1969），第105-106页。）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道：“哈里·霍普金斯把指挥战争摆在任何其他一切事情前面。就他而论，战争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我的丈夫也持类似观点”。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新政使美国人民具有战斗精神，战争也会继续推进新政。既要彻底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要继续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斗争，同时也应该为战后扩大保健计划奠定基础。
    何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看不到战争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呢？美国学者戴维·布罗迪认为，主要是新政缺乏全面改革的蓝图。新政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大萧条给予它以方向和动力。欧战爆发迅速消除了促使新政采取行动的因素。随着1940-1941年失业人数急剧减少和1943年失业现象实际消失，随着1943年农民购买力比1939年几乎增加一倍，随着1939年工业生产达到创纪录水平，战争开支解决萧条后果，美国出现战时繁荣时，他们就觉得好像改革没有迫切必要了。（《美国历史杂志》第55卷（1968-1969），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