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封建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关系的影响，是西欧国家的特殊现象。事实上，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游牧或半游牧部族的大迁徙浪潮席卷亚洲、欧洲和北非广大地区；东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主要国家封建制度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关系的影响。
    在人类古代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不同，亚欧非洲大陆曾出现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泾渭分明而又长期并存的局面。两类地区之间，既互相对峙，时起冲突，又彼此交往，逐渐融合，这种交往和融合，曾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因为它们经常伴之以激烈的武装较量，尤其当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徙入农耕世界时，更往往采取暴力侵掠的方式，导致农耕世界沃野荒芜，城池衰颓，社会经济文化遭受蹂躏破坏，因而后人考察这些历史事件，多认为是惨罹横祸，于农耕世界有百害而无一利，对游牧或半游牧部族责之过甚，贬之过苛；或者只看到农耕世界先进经济文化对游牧或半游牧部族的同化与哺育，忽视后者对农耕世界社会发展的有益影响和对整个世界历史向前演进的重要贡献。其实，如果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其发展演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不难发现，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带给农耕世界的，在很多情况下，除了暴力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某些直接破坏外，还有不少积极因素。当农耕世界原有社会制度趋于衰朽时，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带去的原始社会的某些社会关系和传统习俗，曾有力地促进农耕世界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在世界古代史上，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往农耕世界的移徙，规模较大并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者，发生过多次①。其中，公元四至七世纪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一次范围广泛而规模巨大的移徙，曾对封建制度在亚欧非洲广大地区的普遍确立起过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在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公元四至七世纪：亚欧非洲沙漠草原地区的许多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大举徙入古代各先进农耕地区，是游牧部族对农耕民族进行的一次具有世界规模的巨大冲击。这股冲击浪潮，是由原来散布在亚洲欧洲各沙漠草原地区互不相属的许多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彼此激越、相互汇合而成的；其冲击波所及，几乎席卷亚洲、欧洲和北非古代所有奴隶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
    在这股游牧部族冲击农耕民族的滔滔浪潮中，充当先锋的是被中国东汉政权于公元一世纪末驱往中亚西部的北匈奴。他们在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的康居游牧生息了近三个世纪，力量渐强，公元374年灭粟特国，随后分三期西入欧洲②，推动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以及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地区的其他日耳曼人部落集团涌入西欧各地和西北非，掀起了所谓民族大迁徙的巨浪。由于匈奴人、日耳曼人西迁的牵动，斯拉夫人也很快进入巴尔干半岛，散布到东欧其他地区。
    北匈奴西去后，原来游牧于中国北方的南匈奴、乌桓和鲜卑等部族完全摆脱其控制与欺凌，力量亦逐渐增强。在这方面，鲜卑人尤为突出。公元一世纪初匈奴称雄于中国漠北时期，鲜卑人的势力还很弱小，受着匈奴单于的驱策。公元一世纪末北匈奴西去后，鲜卑人的势力迅速扩展。他们乘漠北空虚混乱之机，向西迁徙，占据原属北匈奴的广大地区。北匈奴遗留下来的十余万部众皆“自号鲜卑”，并入鲜卑部族。如后来成为鲜卑部族三大最强部落集团之一的宇文部，便是由并入鲜卑部族的北匈奴人演变来的；鲜卑部族另一强大部落集体拓跋部，则是匈奴人与鲜卑人融合的结果。因此，四至五世纪中国北方南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或半游牧部族的大举迁入黄河流域，也是由北匈奴西去开始的“民族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拉伯人之在短期内征服西亚北非广大地区，亦与这个“民族大迁徙”浪潮有密切关系。拜占廷帝国削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到匈奴人、哥特人以及斯拉夫人持续而猛烈的冲击。萨珊波斯的衰落，则与其东部及北部边境经常遭受因北匈奴等挤压而南下的游牧部族{K515303.JPG}哒人、突厥人的进袭有关。同时，六世纪至七世纪初，拜占廷帝国与萨珊波斯争夺东西商路控制权的争战之空前加剧和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双方受到游牧部族进袭，财政拮据，都企图从加强对东西商路的控制中增加收入。特别是这两个国家的争夺，又殃及阿拉伯人，加剧阿拉伯人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并将他们卷入国际斗争旋涡，促使他们向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扩张。所以，阿拉伯人七世纪的对外征服活动，可以说是这个“民族大迁徙”浪潮的余波，或者说是它在东亚和西欧引起的强烈地震的“共震”。
    公元四至七世纪，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席卷亚欧非洲广大地区的这次“民族大迁徙”浪潮，是这个地区长期以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同时并存，反复斗争，而又各自发展到一个重要社会转折关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