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在农耕世界，几乎所有古代先进文明国家都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国内阶级矛盾，主要是奴隶、贫民与奴隶主的矛盾，封建主与奴隶主的矛盾，都很尖锐，因而社会动荡，国家羸弱，无力阻挡游牧部族的进袭。
    在中国，东汉后期，大量劳动者被迫脱离生产领域，“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社会经济衰落，流民数量猛增，184 年爆发大规模的黄巾流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奴隶制中央政权。面对奴隶制度的日趋崩溃，奴隶主阶级内部外戚与宦官两大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亦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更加速着东汉王朝的衰亡。在这种情况下，以地方土族豪强为代表的新兴封建主阶级固然得以乘机扩展势力，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混战正酣，还不可能建立比较稳定和强大的中央封建王权。首先是魏、蜀、吴等封建割据政权鼎足而立，尔后是西晋的统一局面迅速被“八王之乱”所破坏。
    在西方，炫赫一时的罗马帝国更是被深重的奴隶制危机弄得四分五裂，气息奄奄，整个社会完全陷入绝境。西西里的奴隶起义，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巴尔干半岛的斯卡马尔运动，使帝国政府穷于应付；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廷帝国的分立和争斗，行省总督的自行其是，使庞大帝国土崩瓦解。
    在欧亚非三洲毗连地区，拜占廷帝国虽然在五至六世纪还保持过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但是人民起义甚至比西罗帝国还要猛烈频繁，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也空前酷烈；查士丁尼的西侵，几乎耗尽帝国的财力物力。萨珊波斯经过科斯洛埃斯一世的改革，国力曾有所加强，然而它与拜占廷帝国日益加剧的争夺，却导致两败俱伤，彼此削弱。最后，这两个大国均已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亚洲欧洲的一批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日趋解体，进入军事民主制时期。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人口迅速增殖，亟需拓展新的活动空间。尤其是随着阶级分化的出现，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一些强大部落及其军事首领，开始加强对本部落成员及其他部落的控制，组成比较稳定的部落联盟，建立十分慓悍的骑兵队伍，将对比较富裕的农耕地区的掠夺和占领视为自己的重要职能。而部落成员间尚且保持的浓厚血缘关系残余和原始民主遗风，又保证了这些部落联盟在向外扩张中的团结和韧性。
    例如，于中国北方崛起的鲜卑拓跋部，在三世纪初叶拓跋力微夺得部落联盟军事首领权位时，已经包括十个部落，拥有控弦之士二十多万；258年， 拓跋力微迁居定襄盛乐，举行祭天大礼，前往助祭的，除原来十个部落的酋长之外，又另有七十五个酋长，表明他们的部落也已加入拓跋部落联盟。到力微之子禄官为军事首领时，控弦之士增至四十万；到其玄孙郁律为军事首领时，控弦之士更达近百万③。鲜卑既已成为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东含辽水、西抵西域的强大势力，并将掠夺视为荣耀和财源，他们伺机向富裕的中国中原地区推进，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四至五世纪日耳曼人各部落集团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据记载，四世纪后期，当昆提努斯率领的罗马军队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兰克人地区时，遭到“数目越来越多的敌人的包围”，“几个军团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约维尼安军团的将领赫拉克利乌斯和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被杀死，只有寥寥数人靠着夜色昏黑和丛林隐蔽藏身”。④五世纪初期，曾和西罗马帝国结盟的汪达尔人亦“在与法兰克人作战中被紧紧围攻，他们的国王戈德吉塞尔被杀，大约两万名兵士阵亡了。”⑤可见，法兰克人等也已具有巨大军事冲击力量。
    六世纪后期至七世纪前期，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族阿拉伯人亦在形成一股强大势力。其集中表现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游牧的贝杜因人在经济上与以麦加为中心的从也门到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队商贸易发生日益密切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贝杜因人内部的阶级分化也便更为剧烈，并与麦加等城镇的社会矛盾纠结在一起。阿拉伯人各部落的上层很快聚集在先知穆罕默德周围，通过伊斯兰教将一般阿拉伯部落成员激励起来，在为安拉进行圣战的口号下，冲出阿拉伯半岛，对长期欺凌和损害他们的拜占廷帝国及萨珊波斯发起反击，终于夺取西亚北非富庶地区与东西商路的控制权。
    因此，公元四至七世纪，在亚欧非三洲广大地区发生的游牧部族与农耕民族这场空前规模的较量，绝不是偶然的。其结局是大批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广泛徙入农耕地区，从而不仅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政治地图，而且为古代世界诸先进农耕地区正在展开的封建化过程注入了新的因素，促进了封建制度在这些地区的确立，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