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与社会上层和口岸城市的示范向导作用密不可分。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对有闲的绅士来说，对贵重物品做明显消费是博取荣誉的一种手段”，“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是居于首位的，因此其生活方式，其价值标准，就成了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这些标准，力求在若干程度上接近这些标准，就成了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的义务”，“上层阶级所树立的荣誉准则，很少阻力地扩大了它的强制性的影响作用，通过社会结构一直贯串到最下阶层。结果是，每个阶级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级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3、58、64页。）。在此，凡勃伦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一幅社会风尚纵深穿透的图景。近代上海因其“列国租借”的相对安定，工商业的繁荣，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不仅吸引了一大批有钱的旧式人物，更是诞生了由新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新的阶层。他们象征性地玩弄炫耀性消费，以此作为显示其身份的标志。同时，这种标志又极其脆弱，所以总是常换常新，以此不断保持那种使之居于社会上层的差距。在这个思想形态方面同质化的商业消费社会中，其社会关系方面又是分层分级的，按财富威望之类的合法标准，形成等级层。在这一连续的等级体系中，个体的攀升是允许的，亦是可能的。结果，炫耀性消费成为社会底层效仿的榜样，即使因购买力不足而虚幻扭曲。既然“以洋为尚”，那么，国货运动的倡导者往往又是洋货的主要消费者，在中国并无圣雄甘地式的“奇理斯玛”型人物。
    社会风尚不仅能够纵深穿透至社会底层，也可以横向散播至社会各地。上海是国货运动的策源地，同时又是社会时尚的集散地。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城市，其娱乐设施、城市建筑、报纸版式、商店招牌、广告用语随处可见效法上海的痕迹，“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也”。有人对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叹气不已，因为原本势利的黑暗的北平社会，又吸收了上海的浮糜习尚，家家都是海派的陈设，人人都是海派的装束。其实，在二三十年代的报刊上，“上海化”一词相当流行，如“北平社会的上海化”，“上海化的苏州”。因此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正在普遍的上海化中，不但政治经济、而且社会风俗，内地有哪几处没有上海的气味？”（注：曾觉之：《上海的将来》，转见熊月之：《民国时期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议论》；张仲礼：《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最后，崇洋风气的广播蔓延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媒介，一为商品广告，一为人口流动。广告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向社会灌输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样式。近代都市尤其是上海，广告业已经相当发达。其中经常出现以社会上层为对象的广告，如“特请中华士绅前来惠顾”（注：《申报》1910年2月9日。），“海内士绅咸称上品”（注：《申报》1905年12月6日。）。尤其是香烟的广告中，极力强调“均是上等社会所最欢迎”（注：《申报》1915年7月8日。）。一些国货广告也以洋货为其诉求方式（注：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社会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年（17.下），第156页。），即便是国货也要取洋名。此类广告既是社会崇洋风气的反映，反过来又加剧了崇洋的社会心理。尤其重要的是，像《申报》、《新闻报》这类企业化大报，其发行量突破了15万份，发行范围早已超出了上海一埠，广告中的暗示无疑也随着报纸一起散播到了全国各地。
    崇洋风气也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扩散。近人对此有一段绝佳的记载，“上海人到内地，总喜欢夸言上海的洋房怎样高，上海的马路怎样阔，上海的女人怎样时髦。内地人逛了一圈上海而回到故乡，也往往喜欢眉飞色舞地介绍给他的同乡人听，上海的洋房怎样高，上海的马路怎样阔，上海的女人怎样时髦。没有到过上海的人，而理想起上海的整个来，也总往往是上海的洋房不知怎样的高，上海的马路不知怎样的阔，上海的女人不知怎样的时髦”（注：徐国桢：《上海的研究》，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页。）。其实，一种风尚一旦形成便会产生一种压力，从而使之向四周扩散。当时有人在分析他自己为何由“土”变“洋”时，说“吾在十年前是极端提倡国货的人，一切东西都要用国货，甚至晚上读书，也要用旧式茶油灯。这种严厉的态度，恐怕不是现在一般穿洋装演说爱用国货的热心人士所有的吧。当时衣服方面，当然有几身绸缎的衣服，后来不幸父亲去世，不能穿了，乃决计穿布袍布鞋。但是上海人见了，莫不道是土老儿……横竖中国不是吾一个人的中国，我何苦为人嘲笑，所以服装就渐渐时髦起来”（注：吟阁：《一位严肃的老朋友》，《申报》国货周刊，1933年1月1日。）。
    近代中国，正从一“圣化”的传统社会转向“世俗”的现代社会，全国日益交通，传媒愈益发达，“以洋为尚”的社会风气借助于各种传媒，大量洋货，以上海等通商口岸为策源地，散布至全国各地，正所谓“爱用洋货的风气，由国外传入租界，由租界蔓延都市，由都市浸淫乡村内地”（注：黄康屯：《妇女国货年的棒喝词》，《申报》国货周刊，1934年1月1日。）。此种风气，仅仅依靠对民族主义的工具性利用，实难遏止，用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崇洋习气’决不是几句‘爱国’‘爱国’和来几个‘什么年’‘什么年’所能杀得到的”（注：茜：《圣诞老人和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