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地的早期组织一律称支部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立即着手联络同志，1921年2 月发展了沈雁冰、邵力子，5月发展了沈泽民、李启汉，稍后又发展了李中和高语罕。 一些途经上海的知识分子，如留日学生周佛海、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武汉的律师刘伯垂和广州的教员李季、袁振英等，也相继在上海被陈独秀介绍入党。1920年11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到广东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维经斯基也去了广州，留下翻译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在上海帮助工作。1921年初，沈玄庐也赴粤筹办《劳动与妇女》杂志。陈独秀走后，先由李汉俊代理书记职务，李汉俊于1921年1月辞职，由李达代理至中共一大的召开。
    上海党组织发起后，陈独秀写信邀约李大钊在北京建党，李大钊与张申府讨论过。张申府已聘往中法里昂大学任教，李大钊则在北京学生中发展组织。1920年10月初，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与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袁明熊、陈德荣、张伯根、华林、王竟林，在北京沙滩红楼（原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开始是这个名称，与上海无隶属关系），以《劳动音》周刊为机关刊物。11月下旬，在讨论上海寄来的党纲草案时，意见相反，除陈德荣外，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留下者将组织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接受上海的领导，并把《劳动音》改为《仁声》继续出版。接着，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高君宇、邓中夏、缪伯英、何孟雄入党。张太雷在五四运动中被天津北洋大学开除学籍，到北京《明星报》作英文翻译，也于年底入党，并于1921年3 月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派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至“一大”前，北京支部还发展了吴汝铭、李梅羹、朱务善、范鸿劼、宋天放。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罗章龙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
    湖北党组织的建立有两条线：李汉俊从上海写信建议董必武筹组武汉支部，刘伯垂（又名刘芬）在上海直接受陈独秀委托回武汉建党。刘伯垂找到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和郑凯卿，于1920年10月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董必武住处），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这是上海直接发展的第一个支部，而北京转为支部在11月）。包惠僧担任书记，另选张国恩管理财务。张国恩3个月后自行退出， 支部机关移武昌阅马场附近的多公祠5号刘芬律师事务所。 年底发展了赵子健、赵子俊，1921年春吸收了黄负生、刘子通入党。2月， 包惠僧离汉赴粤，支部由董必武、陈潭秋负责。
    广州党组织的建立，据1921年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由俄文译回）：1920年11月，俄国人米诺尔、别斯林到广州设立苏俄通讯社，与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黄尊生、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组织广东共产党小组，以《劳动者》周刊为机关刊物。年底，陈独秀、维经斯基抵穗，与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在讨论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时，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小组便解散了。陈独秀与他的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均在广州主持《群报》笔政）重建广东党组织，于1921年3月成立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 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谭植棠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以《群报》为机关刊物，支部机关设高第街素波巷的宣传员养成所。
    三、济南和长沙在“一大”前未建党
    过去说山东建党有两条途径：一是1920年夏陈独秀写信给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后为国民党改组派成员），二是北京派陈为人来山东帮助建党。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与《新青年》杂志社有发行关系，与陈独秀通信建党则缺乏证据，也没有发现王乐平有任何推动建党的实践活动。陈为人则是“一大”后入党的，他去山东也是“一大”后的事。“一大”前济南只有王尽美、邓恩铭领导励新学会（1920年11月21日在济南公园成立）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能王尽美、邓恩铭被邀请参加“一大”时补办了转党手续，但至今未见山东建党的证据。已有的文字材料证明：中共山东直属小组建立于1922年7月， 山东直属支部（有的称山东区支部）建立于9月。被人们称为山东第3名党员的王翔千，他亲手所填的干部履历表，也说自己是1922年入党的。
    新民学会由毛泽东等发起，于1918年4月14 日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沩痴寄庐”（蔡和森家）成立，首先13人，推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到1920年底发展到70余人（包括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1921年1月，他们中的部分成员组织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有30余人，毛泽东任书记。至今未发现湖南在“一大”前建党的史料，能够间接证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历史文件，提到“一大”前各地“共有六个小组”。由于未列出具体地名，人们理解不一。只有张太雷1921年6月10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中列出： “截止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北京、天津（含唐山分部）、汉口、上海、广州、南京、香港〔2〕。 这七个地方，不包括长沙和济南。也有人列举新民学会会员讲座过建党问题，如1920年8月13 日蔡和森在法国致信毛泽东：“我同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3〕。1921年1月12日毛泽东给他回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4〕可见， 湖南已知道上海着手建党了，但湖南自身是否有组织，毛泽东对这位推心置腹的朋友无一字相告。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开年会讨论了建党，其结果，湖南的第三名党员易礼容最清楚。但他说：“开会时还没有党，就只有新民学会”，“毛参加了“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 他回来不久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我们三个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5 〕“一大”以前，湖南仅有毛泽东、何叔衡两名党员，可能也是去上海办的入党手续。长沙正式建党是1921年10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引用了毛泽东的口述：“那一年（指1921年）的10月，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肖三在《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一书中也写道：“就在三十节（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
    赵世炎、陈公培在赴法前夕，已在上海入党。张申府1920年11月24日经上海出国，陈独秀委托他在法国建立支部。同船的勤工俭学生刘清扬（天津觉悟社成员）到法国即被他发展，他又与刘清扬在法国发展觉悟社负责人周恩来入党。张申府为法国支部负责人，由于远隔重洋，消息不通，他们没有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前的党员，日本还有两人：施存统在东京读书，周佛海则进了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他们都在上海入党，因难得见面，没有形成组织。
    综上所述，“一大”前共产党的全部阵营共53人，其分布是：
    上海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杨明斋、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李中、高语罕、沈泽民。
    北京支部：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邓中夏、高君宇、缪伯英（女）、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范鸿劼、吴汝铭、宋天放。
    武汉支部：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工人）、赵子健、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张国恩已退出不计）。
    广州支部：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米诺尔、别斯林在外）。
    长沙新民学会和济南励新学会中的党员：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水族）。
    法国和日本留学生中的党员：张申府、刘清扬（女、回族）、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施存统、周佛海。
    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中共党员：张太雷。
    具体地列出“一大”前53名党员的名单，仅是一种尝试，不一定准确。虽然毛泽东说过70人，张国焘回忆为59人，“六大”代表在莫斯科算出有57人，但1921年下半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53个党员。”后者距“一大”召开的时间最近，又是参加者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文件，比较准确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