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但不是代表
    中国共产党诞生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活动后，召开“一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马林、尼可洛夫（即尼科尔斯基，兼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到上海，会见党的代理书记李达。李达回忆：“6 月初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6〕
    唯一能证实代表名额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参加大会的12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代表。”〔7〕一大的实际参加者有13人， 仅张国焘说何叔衡不是代表，不足为证。多数人对包惠僧的代表资格说法不一，即代表湖北、广东或陈独秀个人，我认为均值得商榷。
    包惠僧不是湖北代表，不仅包惠僧不承认自己代表湖北，更重要的是武汉支部已按规定派足了两人，而且该两名代表见包惠僧从广州来，把他当广东代表。广东代表陈公博不仅没有与他一起开会推选代表，而且在“一大”前根本不认识他。陈公博1944年写道：“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我出席。……7 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社，各代表也有住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达）、张国焘、包惠僧都是那时认识的。”〔8〕包惠僧更不是陈独秀的代表， 当时没有陈独秀个人代表名额的设置，即使陈独秀与会，亦会与陈公博同为广东代表。包惠僧否认自己代表陈独秀来开会，而陈独秀因主持广东教育不能参加，将致大会的信委托陈公博转交。
    当时既代理党的书记、又是“一大”会务经办者的李达，不承认包惠僧是代表，1957年3月18 日《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信》指出：“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7月1日开会的时候，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没有拒绝他，这是事实。”刘仁静回忆：“包惠僧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在我印象中，他是串门来的，就参加了会。那时没有正式手续规定什么是正式代表，什么是旁听代表。”〔9〕
    包惠僧是个失业者，从广州返上海时遇“一大”开会，因人缘厮熟，住到了代表们包租的博文女校。代表们来自各地，见他曾是武汉支部的书记，不知情的以为他是代表，知情的又不好启齿拒绝，加上“一大”没有代表资格审议程序，就这样增加了一个出席者。而包惠僧一直坚持自己代表广州支部，所写回忆录也最多。
    五、中共“一大”在上海博文女校开幕
    几乎所有的党史书籍都称“一大”在李汉俊家开幕，李汉俊住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卢湾区兴业路76号）， 即他哥哥李书城（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政府参谋长）的公馆。1921年7月30 日夜在此开会时，由于法华巡捕出现使会议中断。这件事给与会者的印象太深刻了，经大多数代表回忆，此处辟为“一大”会址纪念地，故造成博文女校的历史地位被埋没。
    近年来党史界考证的结果，“一大”是7月23日召开的，到7月30日，在上海已进行了8天。这8天的会议进程，根据1921年下半年“一大”代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听取各个地方活动及其总的情况的报告，这一项占用了两天时间”，即7月23日和24日。接着， “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在这个期间没有开会”，说明7月25日和26日休会。然后，“代表大会第三、 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也就是说，从7月27日至29 日继续开会。 但是，“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10〕，于是，会议在7月30 日晚不得不中断。以上表明，除第6 次会议指明是在李汉俊家举行外，前5 次会议的地址需要借助与会者的回忆来考证，下面几份资料对我们很有启发。
    陈潭秋1936年在共产国际刊物上著文：“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寓客。 ”“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 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和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后改在李汉俊家开会，由于出事，“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到的。”〔11〕张国焘在香港出版的《我的回忆》也提到：“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居在这间学校里”。“为便于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出席起见，大会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7月8 日晚7时，当我们坐在李家楼上书房（应为楼下客厅--引注者）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我们的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12〕。
    博文女校由北大教授黄季刚的侄女黄兆兰开办，是一幢三楼三底的房子，座落在原法租界蒲柏路打铁滨（今太仓路127号）。 当时学校放暑假，学生和教员都回家了，只有一名厨工看校。代表们以北大暑假旅游团的名义包租，住在这里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9人，李达、李汉俊、 张国焘、陈公博4人住在外面。国际代表只出席过“一大”的两次会议， 公认的一次是李汉俊家被侦探发现的那次，另据1921年下半年的那份材料，国际代表参加了博文女校的开幕式并作了报告。因此，博文女校不仅是代表的下榻地，而且是“一大”会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