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倾”文艺盛行的年代，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很流行的，“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干净”。知识分子为了在革命队伍里找到一个位置，一方面要顶礼膜拜工农大众，唱颂歌、赞歌，表达积极向上的思想要求，什么“活，一万年，活在，伟大毛泽东的事业中”，“工农阶级真高尚，祖国山河披霞光”……（注：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40页。）另一方面又要自轻自贱、自贬自责，什么“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出身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习惯都没有根本改变”（注：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第2集，第103页。）。“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补批。……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的，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注：郭小川：《郭小川家书集》，第22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工农崇拜与自贬自责双向同构使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跟工农兵一致，他们不仅简化思想、欲望、情趣，尽量使用单线、僵化的思维方式表忠心、示仆从，而且还努力获取粗糙鄙陋的外貌，包括红黑的脸膛、皱裂的皮肤、粗笨有力的手脚，如《隐形伴侣》中的郭爱军，为获得“工农气质”较重的男青年欢心，对方黑，她也想办法把自己变黑，太阳晒不黑，她就用手抠掉脸上的白皮肤。
    苦闷型知识分子：如果说周扬、郭小川、何其芳、丁玲等人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虔诚，以一种自贱自责、感恩戴德的心态自愿接受“思想改造”，身体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并没有将其视为一次精神上的“受难”与“折磨”的话，那么茅盾、叶圣陶、曹禺、艾芜、刘白羽等人面对不期而遇的政治风暴，则表现出一种难以排遣的哀怨与愁闷，他们或者心存疑虑，不知所措；或者惊恐万分，精神几近坍塌。有“流浪文豪”、“中国的高尔基”之称的四川籍作家艾芜，文革开始不久就沦为造反派的搜捕对象，为了躲避灾难，他东奔西藏，先是找到二女儿，躲进四川医学院的空教室里，后又隐姓埋名藏到郊区的一家电影院楼上，1968年的除夕之夜，因害怕连累妻子儿女，虽近在咫尺，艾芜却不敢回家。
    与艾芜、孙犁有着相似精神苦闷的还有战争时代曾出生入死，长期担任战地记者，深得叶剑英、罗荣桓等革命将领赏识的刘白羽，以及一生追求进步，忠诚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曹禺、沈从文、萧乾、丁玲、流沙河等人。“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注：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曹禺的这番话可谓是思想麻木、精神崩溃的真实写照。
    中间型知识分子：从思想的倾向性上看，一生都有强烈“庙堂情结”的郭沫若大体介于虔诚型和苦闷型之间，急功近利的政治诉求使他天然地对革命情有独钟，从“革命文学”的倡导到“讨蒋檄文”的发表，从抛妻别子回国参战到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历任过政协副委员长、政务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要职。郭沫若始终表现得对党一片赤诚，不仅拥护文艺政策的工具化、阶级化，而且还冲锋陷阵，发起、参加批判运动，勇当意识形态斗争的排头兵。“文革”刚一开始，他就站出来宣称：“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很模糊”。（注：秦川：《郭沫若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1967年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会议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郭沫若朗诵自己的诗作：“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正是在这种决心式表白指导下，他写作了有着极大个人偏见的颂歌式作品《李白与杜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郭沫若置身于“文革”炼狱之外，知识分子的人文道义和艺术良知，以及家庭的一系列变故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虽然对党的忠心依旧，但面对日益升级的迫害运动，不满与无奈之情时有表露。1968年4月26日，郭沫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爱子郭世英被一伙红卫兵作为“反党分子”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四肢反绑在椅子上，惨遭批斗与毒打，后来竟被反绑着双手从三层楼的一个窗口投下，坠地身亡。得知儿子遭绑架的消息，郭沫若正在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考虑到周恩来当时处境的艰难，他没有请求总理出面干预。事后，当于立群哭诉着责难他时，郭沫若满怀悲哀地呻吟道：“有什么办法呢？”从这无可奈何的慨叹声里，我们不难体味郭沫若当时内心的怨愤。几年后，批林批孔运动发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上门，威逼他写文章，承认抗战期间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并且诱导他著文批判秦相吕不韦。郭沫若心里明白，江青等人的真实目的是要他参与影射批判周恩来的大合唱。郭沫若当然不能屈从，但又无法公开抵抗，只好报之以沉默。在忧愤、郁闷中，一代文豪终于卧病不起，在医院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同郭沫若一样，当批斗之风横行京城的时候，茅盾亦被周恩来列入经毛泽东同意的被保护者名单。尽管如此，报纸上还是经常有文章点名批评他。1966年8月的一天，当得知老友、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含冤自尽太平湖消息时，茅盾抑制不住地长叹道：“他是受不了横加在他身上的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啊！他自杀在太平湖，显然，是对这种不公平的无声的抗议。不过，自杀终不是办法，为何不坚持-下，亲眼看看这世界究竟怎样发展变化呢？我是相信即使沧海桑田，最终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注：钟桂松：《茅盾传》，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不满之情溢于言表。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大串连，茅盾更是心急如焚，痛心疾首地说：“工人不生产，干部不工作，学生不学习，这样下去，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当他不时地听到外面一些关于“文革”运动的传闻时，经常在家人面前重复的一句话是“天怒人怨！天怒人怨”！（注：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显然，凭着艺术的直觉和敏锐的政治眼光，茅盾已认识到这场运动的错误与荒谬，但因身份的变化，话语权被剥夺，他只能报之以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