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型知识分子：当然，“文革”期间，在虔诚型、苦闷型知识分子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之外，我们还看到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于一片赤潮的批判声里，为捍卫真理、坚守人格，选择了宁折不弯的抗争。他们中有不畏强权、刚烈不屈的萧军、廖沫沙、胡风，亦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老舍、傅雷、李广田、闻捷等。
    萧军，这位早在40年代就被错误定性为“反党反共反人民”，被剥夺创作权利的作家，面对文革中的抄家、关押、殴打等“武斗”行径，非但没有低头，而是公然宣称：“拿破仑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我的字典里没有‘怕’字。你眼瞪得再大，能瞪我个跟头吗？你嘴张得再阔，能把我吞下去吗？你有能耐，枪毙我好了！你拿起枪，我冲你的枪口！”在批斗会现场，当造反派头目大喝：“牛鬼蛇神一一站起来！”时，萧军纹丝不动，有人要上前动手拖他，他大吼一声，“谁上？你们敢动手动脚，我叫你们血染会场”。造反派终于未敢近身。刚直不阿的人格追求和坦荡无私的革命情怀使萧军实在无法接受一夜之间成为“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阶级敌人的社会现实，他不会不清楚对抗“革命”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但为了正义与真理，他分明已做了玉碎的准备。作为“三家村”成员之一的廖沫沙，即使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反抗，1972年上级来人找他谈话，廖沫沙愤怒地说：“我现在有三个糊涂。第一个糊涂：入党十年被打成反党分子，我弄不清什么是党；第二糊涂：从小学马列，学了几十年反被指为‘反马列主义’我弄不清什么是马列；第三个糊涂：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我弄不清什么是革命。”气得看守大动肝火，骂他反革命。廖沫沙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你既然给我定了性，我是反革命，那好啦，什么也不用谈啦，把我枪毙好啦！一个人不是只能死一次吗？压迫枪毙也只能是一次！”当他被释放出狱，下放江西时，他提出回家看看，竟不得允许。廖沫沙厉声痛斥：“这叫什么下放，完全是流放！我已被关了八年，现在又流放江西，连与家属见面都不让。俄国沙皇政府宣布列宁流放后，还让他回到莫斯科家中度过了一个礼拜呢，你们连沙皇政府都不如。”虽然人生自由受到限制，但廖沫沙的精神世界却始终高扬着：忠于党但绝不迷信盲从于党。
    1966年7月周扬被揪斗出来，监管人员希望“负罪”在身的胡风揭露周扬以立功赎罪，遭到胡风严词拒绝，回答道：“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没有谈文艺问题的资格”。并私下里对妻子梅志说：“不管报上说得多么吓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矿藏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注：戴光中：《胡风传》，第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这些真实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强权威逼下，胡风不仅没有打击报复曾经迫害自己的周扬，而且对大批判始终保持高度的理性认识，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与操守。
    令人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作家由于不堪忍受侮辱，径直采取了最为极端的反抗方式：以死相争。1966年9月2日傅雷与夫人朱香馥双双自缢于家中。1968年8月25日，老舍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1968年11月2日，李广田跳进昆明市郊的莲花池中直立而死。1971年1月13日，闻捷在家中打开煤气罐自杀。……从这些不屈的灵魂中，我们读出了什么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什么是“士可杀不可辱”……他们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不仅捍卫了生命的尊严与人格的高标，而且也以血肉之躯撞击着邪恶与黑暗，于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滴血的回声。政治高压的胁迫搀和着阶级斗争新理论的倡导不知使多少知识分子为之困惑不解，为之郁闷终身。然而，令人感佩的是，许多身陷灾难的诗人、作家，以昂然不屈的人格操守，以不同的方式呵护正义，抗争邪恶，铭刻下一首首浩气永存的无形篇章。
    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与集体创作的推广
    与思想改造几乎同步进行，并对思想改造结果进行检验、强化，文学界加快了剥夺知识分子话语权，推行集体创作方式的步伐。一方面，狂热的神化崇拜心理已经形成一种氛围，好像整个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已经维系于伟大领袖和他必然英明的决策，无论文学家还是其他知识分子，只需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无条件地参加各项运动、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而不需要任何独立性与自由精神。这种“极一化”整体思想状态不仅钳制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而且禁锢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活力。作家无所适从，思想“重塑”遥遥不期，文学创作不过是按照集体方式进行表面操作，写作者只需要技巧而不需要思考。如果需要思考的话，思考的内容就是如何以生动的形式表现既定的权威话语。在意识到自我与权威话语的差别时，作家只能否定自我，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而不可能怀疑权威话语的正确性。他们开始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以速成的形式学习和接受权威意识形态。当自我或作品受到批评时，则往往以“不理解”、“学习不够”作为辩护理由。仅从这一点上看，知识分子连同其话语权已经不具备现实的合法性。丧失自己话语表达权的知识分子已经不需要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也不需要思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为这一切有伟大人物的思考就足够了。社会发展的伟大蓝图早已绘就，自觉自愿接受批判、改造是知识分子的唯一任务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