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标准并没有在权威话语的置换、挤兑下彻底消失。无论是在文学活动还是学术活动中，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标准仍然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甚至是公然与权威话语抗争。“文革”中，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以其强大的上层建筑力量诉诸舆论和武力，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整合，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却很难根除。表面上，在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检讨批判中，知识分子除胡风、萧军、陈寅恪、顾准等极少数者外，大多数都表现出接受与顺从；但骨子里，他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持守着一种启蒙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很难接受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更不要说政治英雄的武斗思想。这里，并不是说他们在政治高压下阳奉阴违，而是缘于他们内心世界早已存在着他们自己也未必能够认识到其矛盾性的另一套价值理念和另一种精神偶像。对于致力于思想统一与精神一致的“文革”发动者与组织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分庭抗礼的力量，因此有必要加以清肃。在“文革”发动者眼里，“五四”新文化培养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始终是一种威胁，它不仅意味着价值取向的差异，而且还呈示出某种阶级的“异质”。因为不管你阶级隶属如何，一旦步入文学殿堂，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很难调处的矛盾：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背离。
    因此，即使“根正苗红”的劳苦大众，进入文学殿堂也可能逃离自己的阶级出生，而成为革命阵营的对立面，贫下中农的子弟进入大学，就意味着成了“资产阶级”的继承人，这是那个时代政治领袖为之苦恼的事情。这种苦恼甚至直接导致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错误判断。工农无产阶级的后代也要接受再教育，就缘自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他们本来是红色的、可以信任的，但因为上了中学或大学，就褪色、不可以信任了。学校之所以有这样非无产阶级化的“染黑”功能，原因在于无产阶级虽然在政治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思想文化和教育阵地却没有完全占领，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地方。要使青年一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就需要通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等“再教育”形式，将他们从资产阶级阵营的边缘争取回来。这一思考问题的逻辑似乎很荒谬，但却相当实在，至少它为批判知识分子又提供了一个舞台，即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旧人（主要是知识分子）思想还没有改造好，新人（主要为工农出生的青年学生）教育又遇到了新情况。鉴于任何社会都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拒绝接受人类历史所积累的精神文化成果的传递，大学还得继续办下去。“文革”期间，虽然毛泽东主要说的是理工大学还要办，但文科大学也照样办了起来。不办文科大学而只办理工大学传达的一个讯息是，“文革”发动者们只接受技术层面的知识，而排斥与政治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人文知识。为了防止“异质”思想的“侵袭”，无产阶级的文学被反复筛选、过滤到只留下《国际歌》和“样板戏”。
    经由建国后的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知识分子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只有极少数话语中坚还在进行一些零星的抗争。作家、诗人要么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要么响应号召走向民间，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去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从贫下中农的立场体会“一大二公”的幸福感，从工人阶级的立场体会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从战士的生活感受革命的激情。“深入生活”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首要“主词”，理论上讲，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外在于生活，只要不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不可能外在于生活，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常用词汇中的“没有生活”、“不熟悉生活”等的潜在意思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排除于“生活”概念外延之外的，工农兵生活才是“生活”的真正所指。
    如果说“思想改造”是从思想上消泯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主体意识，“深入生活”是从创作源头上取消知识分子的个体活动空间，那么“集体创作”则是从创作方法上切断知识分子的诗意继承，完全将文学纳入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行列，甚至有点半军事化的色彩。早在40年代，毛泽东在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同时，就明确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走集体化和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只是，考虑到抗战的紧迫形势和解放区文艺尚在建设初期的经验现实，《讲话》侧重动员与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对作家的身份、阶层避免作过多的限制，才没有把创作方法的“集体化”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尽管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受过传统与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纯洁性”素有腹诽。为了使知识分子写作能够为工农兵接受并服务于革命政权，解放区文学强调作家思想的改造和作品的政治意识，以对工农兵集体生活的熟悉程度来判定作品的价值。到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渐渐对作家队伍的知识分子构成状况有所不满，提出“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的主张，要组建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年4月，引文为毛泽东审阅时所加。）不仅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结合，而且工农兵也要直接参与文艺创作。如此，作为一种文艺生产方式，集体创作就自然而然地被想象为一种理想的文艺状态和文学生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