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的新学科。关注下层社会，打通文化史、 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 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新趋向。法国年鉴学派明确批判传统史学重上层、重叙 事的弊病，提倡总体史、社会史，标明了关注下层平民及注重分析综合的方法论取向。 欧美学术界兴起的“新文化史”学派，也同样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近年来，随 着西方沟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所谓“新文化史”学派的著作（如美国艾尔曼的《从理学 到朴学》、《经学、政治和宗族》）被陆续介绍进来，国内许多研究者已将研究重心转 移到社会文化史方面，注意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近代社会的变迁，出现了一些可喜的 成果。本文主要通过对1998年以来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之分析，对中 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作简要述评。
    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拓宽
    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逐步兴起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 文化史研究室在刘志琴研究员的主持下，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基本理论框架。经过 四年多艰苦的努力，按照这种基本理论和方法，完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前 三卷的课题研究，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由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 检秋分别执笔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以大量报刊、笔记等详实的 资料，运用编年专题的新体裁，对1840至1921年80年间，在中西新旧文化冲突和融合中 ，世态民情、风俗习尚、社会热点和民众思潮的起伏变化，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 的演变，作了比较详实的记述和简要分析，对这个过去研究很薄弱的领域，作了基础性 开拓，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这套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 兴学科已经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较快发展。1997年底，中 国现代史学会在重庆召开“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鉴于以往现代 史研究多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方面，对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社 会问题研究不够，这次会议特别提倡研究者应该加强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 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学会会长郭德宏提出了以社会史研究推动和深化中 国现代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张着重加强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思 潮和社会心理、下层群众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拓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2]朱汉 国则根据自己编撰《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的经验，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社 会史学科的体系及如何研究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他 认为，社会史必须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考察社会在历史上的运 行情况，揭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及规律。他强调，社会史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应该 以考察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为主。他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控 、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具体论证了这些观点。[3]
    民国时期婚姻制度及民众婚姻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蕴茜、叶青根 据当时的统计调查数据，对民国时期城市中传统婚姻向现代婚姻变革的具体情形作了梳 理，对民国初年、20年代及30年代以后城市中婚姻制度、青年婚姻状况、婚姻目的、婚 姻仪式及婚姻观念作了系统考察，通过对离婚现象的重点分析，揭示了社会变迁和城市 婚姻变革的关系，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深层发生的变异， 展示了人们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变化。[4]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因此也促使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 学术界较少注意到的许多问题，如商人宗族、土客矛盾、墨学复兴与民众日常伦理变迁 的关系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薛柏成将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伦理变迁联系起来考 察，认为近代民间世风伦理转变中体现的伦理价值观，与墨家伦理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 处。[5]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外来流民（客民）与土著居民之间暴力或非暴力的冲突事 件不绝如缕，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以往的研究把冲突归结为经济因素的驱动，尽管有道 理，但并不全面。池子华从文化学的视角切入，以淮北流民流向江南引发的土客冲突为 例，对近代中国的农村社会进行深层次探究，揭示出土客冲突的文化意蕴。[6]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中国商人 宗族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趋向。朱英通过考察中国商人宗族演变的过程及特征， 认为近代中国商人宗族出现的趋新倾向表现为：宗族由大变小、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 流动性日渐显现，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与此同时，商人宗族文化 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方面，也相应发生了较显著的变化。他指出，尽管出现了这种 明显的趋新趋势，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 后的残余。近代的商人在经商致富之后，绝大多数都将资金用于自身扩大再生产，或者 是投资于各种工矿交通运输以及金融事业，很少再像旧式商人那样，将资金主要用于购 置大量土地以及宗族财产，因而不再起到加固宗族血缘群体的作用。[7]
    二、近代社会变迁与社会风俗史研究
    近年来，关于晚清及民国时期民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生活、宗教信仰及社 会风俗等，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社会习俗变革作了分析。 1999年9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是促进了学术 界对近代社会思潮与观念、近代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讨论。200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 ，学术界对辛亥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给予较多关注。王杰经过认真研究，将孙中 山社会变革理念概括为：凸显迎汇世界潮流、定位近世文明、倡导协调发展和开创中国 特式等特征。他指出，法古不为其惑，役古不为其奴；法西不为其惑，役西不为其奴， 乃孙中山社会变革思想的精髓所在。[8]苏智良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后东南社会的变革情 况，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引起了社会 阶级的升迁变化，商人地位崛起，而且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代表封建象征的城墙拆除 ，新式里弄和花园洋房大量出现；不仅剪辫放足卓有成效，而且传统的“衣冠之治”打 破，服饰发生了很大变革。[9]东南社会确实出现了“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