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阅时在《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 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其表现形式较政 治、经济难以把握，也容易为人们忽略，实际上社会心态却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 。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主要有“接受”、“回归”和“再选择”三种主流表现，这三种 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和维护革命成果的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文 化等因素一起构成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这表现为北洋历 史运动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由政治和经济两项因素所决定，而是由更多的因素包括社会 心态在内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认为，“接受心态”使中国社会走出封建专制阴影的笼 罩，朝着资本主义道路迈进；“回归传统的心态”又把中国社会朝着恢复封建传统方向 拉；“再选择心态”下的中国社会，发现了更为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模式，以共产 党为带头人，拨转方向脱离资本主义轨道，带领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再次改变 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28]这些见解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近代“观念”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德国学者方维规对近代中国的“文明”、“ 文化”观念进行了追踪式的考察，揭示了西方观念输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接受的复杂历程 ，[29]是近代观念史研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刘慧娟对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的 形成作了考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严重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逐渐觉醒，是中国近代国家 观念形成的条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 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等 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 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使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中国 民众中得到普及和被接受，对统治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30]蔡永明则通过考 察近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认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洋务 思想家的外交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家通过对主权观念的认识、对使节制度的建 言、对交涉之道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理 念，形成了他们的近代式的“外交”观念；这种新式“外交”观念的形成，推动了晚清 外交观念的近代化。[31]
    六、国家、社会互动关系及话语转化之探讨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2002年8月 ，中国社会史第九届年会在上海举行，围绕“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问 题进行了集中研讨。与会学者从社会互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社会文化 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家、地方与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 家、地方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 历史问题，还要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反向关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中找出更加合乎 客观历史的规律性。“国家—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主要致力于建构地方社会系统与国 家统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着重分析社会空间对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消解了意识 形态化的民间与国家的对抗关系，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制度、精英、信仰、仪式 、组织、风俗、社区等内容对国家的塑造功能，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走向。吴 建华、唐力行等人通过个案研究，对政府、地方士绅与民众三方面的关系作了分析，探 讨了国家、民间社团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林济的《新乡绅与近代宗族》、魏 光奇的《革命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等文，均对近代新士绅及地方精英阶层 进行了研究。
    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题之一。社会信仰居于社会文化的 深层，社会信仰的变化涉及国家政策、社会风尚及民众心态等诸多方面的互动。社会风 俗改良与民众的互动制约着社会变迁。严昌洪的《19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 动述论》，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国家、地方、民众三者在社会风俗改良中的互动关系，认 为这次活动因国家顺应民情决定暂缓禁止，致使风俗改良活动收效甚微。孙江的《星星 之火、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一文，从文化与社会衔接的全新角度揭示了革命根据地 内部的深层矛盾。[32]
    生活方式变迁是社会伦理关系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启动力量，是近代社会伦理萌生的 土壤，是社会结构变动与观念变迁的中介。李长莉在《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 伦理的近代化》[33]一书中，以上海社会生活出现的新风尚为线索，以民众生活方式与 伦理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为主线，从西器洋货流行与近代工商观念、尊卑失序之风与社 会平等观念、享乐崇奢之风与消闲消费观念的商业化、妇女走上社会之风与男女平等观 念等方面，通过大量当时报刊所报道的生动形象的事例，以及各类人物有感而发的评论 和争议，生动地描画了通商后上海商业繁荣和社会变动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新风，深刻地 揭示了这些生活方式变动的社会意义及由此引起人们社会伦理观念的冲突和演变。该书 通过对晚清上海的个案研究，揭示了中国近代伦理观念变迁的社会机制及特性。
    左玉河在《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一文中，围绕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探 讨了政府与民众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他认为，遵循阴历的社会下层 是一股潜在而持久的势力，它来自几千年形成的与其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习惯情势，来 自下层民众的深厚的日常民俗文化。历法上“二元社会”的对峙与调适，说明社会风俗 变革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及渐进性，绝非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所能解决。政府推 行的移风易俗这种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动，必须采取慎重的渐进方式。如果政府 推行的社会变革之举，合乎民众改变旧的社会陋习的愿望，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 在尊重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采用渐进的方法和稳妥的步骤革 除恶风陋俗，很好地处理政府与民众之间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 完全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的。[34]李细珠通过对秋瑾案引发的江浙民间舆论的考察，认 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秋瑾案体现的民间 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的情形看，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时显貌 合神离之相。故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能迅速转向与革命派，可谓渊源有自。[35]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 ，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近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传教士—维新士大夫— 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祝兴平认为，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 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 。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变 革。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崛起、域外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造 就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封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 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白话媒体空前活跃，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 化的价值取向，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传统，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 向。[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