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近代中国诸社会问题研究的进展
    社会变动与观念变迁，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李长莉从分析1873年 “杨月楼案”为中心的讨论，具体说明了社会变动与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她认为，这 一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中，关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乡党观念与 宗族观念以及法律公正观念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平等观念、家庭独立观念及依律执法等 近代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的衍生轨迹。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这些观念衍生的社会基础，非 正统的民间伦理是其内在源流，而把西方作为富强榜样，则使这种观念变动与学习西方 的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反映了与西方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相汇合的趋向。[20]江沛则通 过考察民国初期沿海地区城市社会变革的种种事象，概括了知识群体和市民阶层在社会 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大众文化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他通过分析城市市民阶层 思想观念变化，说明了社会变迁与民众观念变动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文化运动 的时代价值：自由平等精神开始渗透到社会伦理观念中，并逐渐萌生了大众文化。[21]
    农民离村进城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与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是密切相 关的。彭南生对农民离村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农民离 村的正面影响表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支庞大、廉 价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并增强传统政治城市在工业化中的重要 地位。但是，近代中国农民大量进城，引起城市恶性膨胀，带来了许多城市社会问题。 其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衰退；二是造成畸形城市 ；三是构成中国近代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农民离村是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说西方先发生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只是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阵痛，那么中国则不得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农民 离村的苦涩。[22]
    农民离开乡村大批涌向城市，带动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大发展，促进了近代城市化的进 程。近代中国城市化有哪些特征？城市化对城乡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城市化与工业 化处于怎样的关系？行龙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他认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 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半殖民地的“推拉力”模式。它既没有形成城市 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这种城市化模式，尽管对 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到过推动作用，但在一个工业化发展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 日益衰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推动作用是以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由此导致 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近代无工业化的消费城市居多，城市中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失 业和无业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社会变迁过 程。城市化既带动了城乡社会的进步，又伴随着太多的苦难与代价。[23]
    灾荒问题始终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抗战时期的灾荒问题是人们较少 关注的问题。夏明方在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后认为，由 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 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 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 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 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24]
    民国时期的秘密社会，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重心之一。冯菊红对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特 点作了简要总结。在这个特殊时期，除了承袭先前会道门的一些衣钵外，还显示了新的 特点：一是入会动机的复杂化及会员成分的多样化；二是与统治者关系发生了互动变化 ，逐渐合法化与社团化；三是社会功能发生变化，不仅进行非法的经济掠夺，而且充当 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工具，而济急救难的社会功能也得到强化；四是会道门内部分化严 重，政治倾向呈现多元化；五是由乡土型向城市型发展。[25]会馆史的研究近年来颇引 入注意，但多注意明清时期会馆的研究，对民国时期的历史走向关注不多。万江红、涂 上飙则具体考察了会馆在民国时期的演变。他们认为，进入民国以后，会馆经历了向同 乡会、同业公会以及商会和存袭原有名称三种转变，从总体上处于一种衰亡状态。其衰 亡原因，一是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封建性，二是社会变异使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旧的组 织形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26]
    五、文化心态史及观念变迁史研究的开端
    近年来，随着对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消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用西 方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社会，并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近代中国 文化心态史的研究，便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近代社会心态史逐 渐为研究者注意。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工作 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 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和国民性。赵泉民通过考察维新运动之后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 的态度，揭示了晚清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演变。他认为，作为一群处于古今中西新旧多 重文化之间的“边际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呈现出甚 为驳杂的心态：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中立裁判者的心态；同情赞赏之态度。而造成 诸种心态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耦合。这种文化心态， 最终导致了他们与下层民众运动的隔离，对随后的辛亥革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