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对太平天国时期社会风习的嬗变问题作了认真研究后指出，为了确立独尊上帝 的局面，并按照其理想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社会，太平天国曾经采取强硬手段，在民间大 力倡导移风易俗，从而带来了社会风习的变革。他认为，太平天国力图扭转颓废奢靡的 社会风气，查禁各种恶习陋俗，无疑值得大书特书，但诸如严禁偶像崇拜、取消旧的岁 时、婚丧习俗等举措，则因过于激进，未收到应有效果，未做到善始善终。从中可以看 到，移风易俗必须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简单粗暴的手段反而使民间反响寥落。[1 0]万建中也指出，民国时期处于中国风俗从古代到现代转化的过渡期，国外的生活习惯 和观念大量涌入，与中国本土的风俗互相碰撞、交融，形成富有现代意味的风俗事象。 这些风俗事象又与乡村的风俗形成对照，从而使民国时期的风俗呈现出显明的时代特征 ：“洋”化倾向、崇尚奢华、重商拜金、不平衡性。[11]
    丧葬礼俗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过去的丧葬礼俗史论著多偏重古代 ，对近现代研究不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严昌洪教授出版《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 》后，重点对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较系统的考察。他不仅对民国时期 的传统丧葬礼俗的弊端作了分析，说明了对传统丧葬礼俗改革的必然趋势，而且对民国 时期的国葬、追悼会、公祭及各种新式丧礼的推行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强大习惯势力的 影响及传统丧葬礼俗观念的影响，使得新式丧礼难以推广普及，官方及民间只得转而求 对传统丧葬礼俗的弊端加以禁革。[12]
    近代社会发生了巨变，但究竟有多大的变化？刘圣宜以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为视点，研究 了广东风俗习惯的变化以及民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清末民初广州风 习民情的演变，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一是西风东渐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二是政治变革对 人际关系的影响；三是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风习民情的变化有 趋于善和恶两个方面，有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两个方向，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样 的发展态势；而挣脱封建思想意识的束缚，释放人性欲望，追求平等自由，是风习民情 演变的鲜明主线。[13]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民俗大规模转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变迁中 有哪些规律性？社会民俗变迁对近代社会转型具有怎样的符号象征意义？焦润明对此作了 初步探讨。他认为，近代民俗变迁涉及社会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 日、婚丧等各方面，民俗变迁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洋货输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出 洋考察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民俗变迁在主流上呈现出三个特点：移植性、变异性与传承 性；近代民俗象征符号既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及进步性，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延续性。[14]
    三、对近代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关注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有限。针对西方学者强调市民社会制衡与对抗国家的作用，并认 为这是其所独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一观点，朱英认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这种作 用只是其诸多功能之一，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作用，即在多维向度与国家达成良性的结 构性互动关系，共同加快现代化进程。[15]针对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社团及公共领域理 论争论所存在的问题，贺跃夫通过对晚清广州社团类型及其相互关系与差异的考察，分 析各类社团的功能，绅商社团与官府、传统绅权之间，绅商社团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 指出绅商社团因受到种种矛盾的牵制，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由一度合作而走向分崩离 析，不可能在广东的光复及城市民主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6]周松青通过对清末上 海社会团体及其在地方社会中作用的分析，指出上海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社会力量的增长 ，成为对地方自治作主动诉求的积极主体，并使清政府尚具朦胧状态的地方自治意念清 晰化和实体化，推动了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17]
    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理论，对中国近代 社会变迁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观点。但由于介入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 题的研究路径不同，也产生了较大争论，出现了文化思辨派和商会研究派的分歧。前者 侧重于辨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在近代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所得结论也较悲观；后者代 表了目前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致力于近代商会组织建立和运作等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由 此提出了独具创见的结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市民社会雏形”说。刘增合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晚清媒体形态问题入手，剖析了近代文化系统的扩张问题。他着重 从大众媒介和辅助媒介两方面入手，研究了它们与近代公共空间不断扩张的有机联系。 他认为，近代公共领域的扩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系统与文化精神 系统各自从不同的领域构筑着近代公共领域的基础，由于各子系统运作规律的差异和封 建政权对其采取的不同政策，导致近代公共文化和精神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呈现 良性互动的性质，其疏离对峙的一面更为明显，从而成为封建政权最终颠覆的重要因素 。[18]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代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霍新宾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 研究的发轫、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功能及其与 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入手，对当前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现状进行了 总结。他认为，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途径主要有：一是从中西文化、 中西历史比较角度出发，在掌握市民社会有关理论及西方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身对中国近代史认识，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 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文化派 ”，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 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在商会史研究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以本身在此 方面的深厚功底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依此途径 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 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问题，“文化派”和“商会派”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 之间主要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模式有 着根本区别。[19]
    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尚处在拓荒阶段，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 研究时空的不平衡。在时间跨度上，中国学者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晚清时期，特别是20 世纪前10年的中国社会，而忽视了对民国时期市民社会状况的研究；在空间上，其研究 亦仅涉足长江流域的成都和苏州两个城市，而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城市如上海，其市民社 会研究却少有人问津。二是研究层面不平衡，存在着“商会中心主义”倾向。三是对西 方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和评论亦显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