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民党元老”之称的胡汉民，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创立中国同盟会的活动，并出任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1907年随孙中山到新加坡、越南河内等地，创设革命机关，参与筹划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发动的武装起义。1909年在香港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武昌起义胜利，出任被孙中山视为后方基地的广东都督要职，时年仅33岁。袁世凯篡权，又随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此后，他一直紧随孙中山左右，并致力于孙中山理论的完善工作。可以说，胡汉民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作过许多努力。或许，在当时的国人眼里，“汉”即华夏（意即中国）、“民”即民主也；胡氏将自己的名字“衍鸿”改为“汉民”，就是要为民主而奋斗吧！
    如果说，胡汉民跟随孙中山时的革命对象是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建立后，其斗争矛头则主要是国民党内的独裁专制势力。后者与前者相比，其斗争更艰难，且程度更复杂。因为反对清朝和北洋军阀专制，人们一目了然，而要反对国民党内的独裁专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尽管如此，胡汉民仍以无所畏惧的精神进行着他的后期斗争。
    南京政府建立初期，胡汉民本来是支持蒋介石的，他的设想是自己主党，蒋氏主军政。在胡氏看来，按照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论和“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计，在“训政时期”党是替代人民行使政权的，行使政权的核心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只有把这四权行使好了，才能保证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作为党与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类似于西方议会，但非选举产生），具有创制与立法的最高权力；作为治权系统的立法院，主要是对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纲要进行具体化、条文化，作出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规定。中央政治会议与立法院在行使孙中山所设计的四种政权中，对民主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氏要利用“以党治国”的理论，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和立法院以实现其建立民主中国的理想。胡汉民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出任的正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立法院院长之职。
    事情后来起了变化。当蒋介石在胡氏的支持下打败了各派地方势力之后，其独裁专制日甚一日，并且还要准备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确立总统制的训政约法，以实现其当总统主宰一切的野心。对蒋氏要召集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的主张，胡汉民十分敏感。蒋氏要制定约法当总统，这就意味着他的党治理想不能实现，意味着他欲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掌管“党务审查”，把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欲借中央政治会议把南京政府变成“党治的政府”的计划全部落空，他所主张的党国政府将要变成蒋记独裁政府。因此，胡汉民极力反对制定约法，更反对国民会议选举总统。
    在国民党南京中央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胡汉民发表文章指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决议将总理所著的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现在又谈约法，岂非将总理遗教搁开而另寻别径？”可精明的蒋介石却不是把孙中山的遗教搁开，而是高举“遵奉遗教”的旗帜攀登总统的宝座。于是，胡蒋之间展开了一场表面为要不要再另外制定约法、实质为民主与专制独裁的论战。
    南京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是胡蒋对战的第一回合。1930年11月12日，四中全会开幕。胡汉民主张四中全会的任务是“严正的检查过去，策励将来”；而蒋介石则强调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要讨论召开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胡汉民给予小小的退让，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同意国民会议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蒋介石也退让一步，避开总统问题而只谈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重要性。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决定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规定会议以改善制度，刷新政治和“剿共剿匪”为主要内容。表面上看来，蒋介石好像作了让步，实际上蒋在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因为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职权。原行政院长谭延闿于1930年9月22日病死后，由宋子文代理其职， 这次全会推举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这样就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地位。蒋乘机对行政院改组，把行政院变成了他的家内阁。如宋美龄的兄弟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其姐夫孔祥熙任实业部长，孙科任铁道部长，他自己还兼任教育部长。其他各部长亦全部是他的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