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和梁启超均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他们都深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取得过科举功名，也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学习西方。但二人资历和在晚清政坛中的 地位悬殊，梁启超比张之洞小36岁，当他尚在科举之路苦苦攀登时，张之洞已享誉官场 ，成为著名的洋务大吏和教育家了。他们二人发迹的道路也有所不同，张之洞以翰苑清 流起家，继而历任封疆，又以大办洋务、教育而蜚声中外。梁启超则以助乃师康有为发 起“公车上书”和以其妙笔文章而崭露头角。早在甲午战争前，梁启超就十分仰慕张之 洞，维新运动兴起的历史机遇，使他们由相知到相交，既结下师生交谊，又展开了学术 论争。戊戌政变后双方反目交恶。张、梁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了维新运动的进程，以 往有关论著虽有涉及其中一二事，但语焉未详，所论也未必妥切，迄今尚无专题论文面 世。（注：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 民出版社1993年版）均述及梁启超1897年初到武昌拜谒张之洞的事；冯天瑜、何晓明《 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张之洞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汤志钧 《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张之洞干涉《时务报》也有所论述。黎仁凯《 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文史哲1991年第4期）也论及了张梁武昌会晤及张之洞荐举 梁启超诸事。笔者爬梳张、梁的集子及《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发现一些能反映二 人关系的资料，于是撰成此文。）本文拟以维新运动前后为中心，就张梁交谊、交恶及 其原因作一较系统的考察。
    一
    梁启超知晓张之洞是在1884至1885年之间。1884年初冬，梁启超赴广州应考，中秀才 ，次年入广东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此时，梁启超阅读了张之洞撰写的《书目 答问》一书，该书是指导士子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的入门书。梁启超说：“启超 乡曲陋学，十三（指虚龄）以后，得读吾师（指之洞）训士之书，乃知天地间有学问之一事 。”[1]（文集之一《上南皮张尚书书》P104）梁说的“训士之书”，便是《书目答问》 ，对梁启超起了启蒙作用。恰巧1884年夏，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来到广州。 梁对近在咫尺的前辈学者与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自然不会置若罔闻。中法战争后，张在广 东大力兴办洋务与教育事业，先后设立广雅书局、洋务处、枪弹厂、水陆师学堂、广雅 书院，并筹建织布局、倡修芦汉铁路等，成绩斐然。这些不能不使学子梁启超钦羡和仰 慕。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更以缔造江汉自任，宏图大展，赢得了许多官僚士大夫的 景仰，成为与李鸿章相颉颃的洋务大吏。时人评论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 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鸿章）与张（之洞）耳。”[2]（P82）1893年2月16日， 梁启超致书汪康年：“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己洞烛，而于兴铁路 之事，久己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廷、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 例”；他还拿张之洞同古代的王安石、张居正相比，认为“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 力实过之”，因此劝汪康年“力赞芗帅”修造铁路[3]（第2册P1828-1829）[4]（P686-687 ）。汪康年系张之洞的幕僚，梁启超与其常有书信来往，并从中了解张之洞及其幕府的 情况，如他致函汪氏说：“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君所 见之人，所闻之事，望时相告。”[5]（P34）这些都表明，早在甲午战争前，梁启超就十 分仰慕张之洞的才识和功业，而且关注他的幕府。
    张之洞知有梁启超其人，应是1889至1894年间。1889年广州学海堂专科生季课大考， 梁启超四季均名列第一，9月应广东乡试，16岁的他中举人第8名，主考官李端棻钦羡其才学，便托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将小妹李蕙仙许配给他。时任两广总督、向来注重兴学育才的张之洞，对这位学海堂的高才生、少年举人的双喜临门和李端棻考场选妹婿佳事或许会有所闻。同年冬，张之洞奉调离粤赴鄂任湖广总督，二人失去了相互结识的机会。1890年春，梁启超首次赴京会试落第，同年秋，经陈千秋介绍入广州万木草堂，做了康有为的弟子。1891年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此书惊世骇俗，在学术界和官僚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康有为由此名声鹊起。作为康氏高足、“从事校勘”并协助出版该书的梁启超，名字也渐为世人所知。1894年，给事中余晋珊上书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其时客居京师的梁启超马上为之奔走，运动沈曾植、黄绍箕、张謇等人疏通重臣大吏营救乃师。[6]（第4册《康南海自编年谱》P128）其时梁启超所结交的人员，大多都与张之洞有交谊或是张的门生、幕僚。因此，身兼封疆大吏与学者的张之洞不会不知晓梁启超这位学界新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在京应试的举 人1300多人，发动了“公车上书”，请求废约拒和、迁都、变法，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 幕，康梁也因之登上政治舞台而名扬中外。官僚士大夫对梁启超刮目相看了。此时的张 之洞正如日中天，在甲午战争中以其主战言行和积极筹划抗战和保台活动而博得了时论 的普遍赞誉；战后又上呈《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变法救亡的主张，赢得了有识之 士的景仰。唐才常盛赞张之洞的“直言敢谏、不避权奸，一时无两”，认为“凡有人心 者无不敬之慕之哀之痛之”[7]（P270）。严复也认为张之洞“极足有为”，曾希望陈宝 琛引荐他加入张之洞幕府。可见张之洞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物。
    变法救亡的共同愿望和维新运动兴起的历史机遇，促成了梁张交谊。1895年8月，康、 梁在京开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担任主笔，刊出的 论说，多出梁启超之手。接着，康梁等人开始筹设强学会，在帝党官僚和地方大吏中筹 集资金和寻找奥援。张之洞捐5千金充会用，维新派对他尤为见重，推其为会长。[6]（ 第4册《康南海自编年谱》P257）这为张之洞与康梁的交谊作了铺垫，也揭开了张之洞与 康梁维新派合作的序幕。11月初，康有为南下江宁（南京），居20余日，与署理两江总督 张之洞共商开办上海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6]（第4册《康 南海自编年谱》P135）。他又捐资1500两，命幕友梁鼎芬、黄绍箕偕康有为赴沪筹办会 事。不久，在张之洞和康有为的策划下，上海强学会成立，维新人士黄遵宪、汪康年、 黄体芳、张謇、沈瑜庆、章太炎等纷纷入会，并出版了《强学报》。于是《上海强学会 序》署张之洞之名（实康有为代撰）在《申报》刊出，而《上海强学会后序》则直署康有 为之名。这种配合默契的安排，无异向世人宣布，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己携手走上维新 之路，张之洞也成了维新派的同路人。[8]（P88-89）
    但天有不测风云。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参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导致慈禧太后封 禁京师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善趋风势”的张之洞害怕受到牵连，便以不同意用孔 子纪年为由，不得不关闭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以免触犯慈禧太后。然而，维新 思潮蓬勃兴起之势已不可遏止，张之洞也未改变与维新派合作的初衷。他变换方式退居 幕后，积极支持汪康年、黄遵宪用上海强学会之余款筹办《时务报》。为避免再生瓜葛 ，“南皮不愿出名”，这笔余款也未明言是上海强学会所余，只作为汪康年“捐集”之 款[9]。张之洞还通过汪康年聘梁启超担任该报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