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于1896年4月抵达上海，与汪康年等人筹办《时务报》，张、梁开始了实质上的 合作，张在自己统辖的地盘内为梁开展维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舞台。8月9日，《时务报 》正式发行，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以其新颖见解和生辉妙笔，宣传维 新变法，提倡新文化和改革旧习俗，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著名的《变法通议》就首先在 该报连载。《时务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出版仅一个多月后，张之洞 便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他说“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 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 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订阅此报，共288份，由善后局拨 付报款[10]。在他的倡导影响下，山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也 纷纷效法官销《时务报》，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时人评论说：“时务报蔓延最广， 论者比之明夷待访录。张之洞提倡尤力，札行湖北全省州、县官，各备资购阅。”[6]（ 第1册P366）又云：“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 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1]（第4册P47）这两篇 评论，一表之洞提倡之功，二赞启超文笔之妙。随着《时务报》风行海内，张、梁携手 合作赢得了饮誉神州、相得益彰的社会效果。
    梁启超名满天下成为社会新宠，张之洞想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1896年冬，张邀请梁 赴鄂见面并打算拉他入幕。其时梁启超致函夏曾佑说：“超被伍（廷芳）使苦邀出游，又 被南皮（之洞）欲夺入鄂，悉未应之。将留海上、开堂讲学。”[5]（P55）梁启超对伍廷芳 之邀不屑一顾，他认为“伍使为人庸劣乖谬，待其僚属无人理，且绝非欲办事者”[5]（ P55）。而对张之洞的邀请，梁则不会置之不理，不久，梁、张即在武昌会晤。
    二
    1897年是梁启超与张之洞关系中具关键性的一年，是二人从相知、倾慕合作转入相见 和建立师生交谊的一年。是年1月1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梁启超至武昌 湖广总督衙门谒拜张之洞。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有一段叙述：“当戊戌变法之前， 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呜炮否？巡捕以恐骇听 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呜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 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入耳，何以有是礼节。盖是时己 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启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称弟子。”[6]（第4册P 301-302）此出自顽固派之手，把老于官场世故的张之洞描写成不懂礼仪且颇含揣测成分 ，是否合符史实，有待查考。但张之洞相邀之厚意和梁启超执弟子礼是无疑的。这可从 会晤后第二天晚上，梁启超给汪康年、麦孟华的信中得到证实：“十六日适南皮娶侄妇 ，贺客盈门。乃属节庵（梁鼎芬）入与之言，其午乃入见。南皮撇下诸客延见，是夕即招 饮，座中惟节庵、念劬（钱恂）两人相陪，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时务院 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又其辨过于伍（廷芳）。超大窘，无 以拒之。然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哀求节、念二人善为说辞，彼 皆南皮之党，不肯援手，实在无法，唯求穰兄（汪康年）相救，写信与南皮，言报馆必须 超，或可耳。”[3]（第2册P1841）可以看出：张之洞以优厚待遇劝梁入其幕府，梁虽婉 言辞谢其美意，无奈张及其幕僚苦苦相邀，所以梁才请汪康年为之说情。梁启超为什么 不受聘？主要原因是他倾心办报，舍不得离开正蒸蒸日上的《时务报》，也想在上海“ 开堂讲学”，而在武昌则没有具体事可做。此外，双方的“论学不合”也是原因之一。 但这次历史性的会晤结下了张、梁的师生交谊。梁启超既诚惶诚恐，又喜不自禁，开始 对张执弟子礼。他回到上海后写信给张之洞，追忆武昌晤面之情形：“赐以燕见，许以 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授，刍荛涓流，靡不容采，授攴愧赆， 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信中即尊称张之洞为“吾师”，盛赞张之 洞兴学育才之成效，并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 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提倡天下”，并 向张之洞提出了学堂课程改革的建议[1]（文集之一《上南皮张尚书书》P105-106）。可 见，武昌会晤建立的师生交谊，把二人关系推向了高峰。
    以往有些论著谈张之洞参与维新运动，以“投机”或“假”立论，这有失偏颇。梁启 超对张执弟子礼，也非一时心血来潮。他与张之洞合作，首先是出自变法救亡的共同愿 望，其次在推动社会改革与文明进步问题上确实存有许多共识。
    其一，在兴修铁路问题上，张之洞倡修芦汉铁路，梁启超赞赏有加，曾致函汪康年， 劝其“力赞香帅”修铁路。他说：“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令商民于各直省接 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 。”[3]（第2册P1829）梁又上书湘抚陈宝箴：“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 ，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6]（第2册P592）张之洞 知悉梁热衷修铁路后，1897年夏，曾荐举梁启超参与筹划修铁路。梁氏《三十自述》称 ：“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保奏，有旨交铁路大臣差 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粘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 欲致之幕府，固辞。”[12]（上P366）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也有张之洞荐举广东举 人梁启超的记载。梁启超虽然没有加入张之洞幕府，也没有接受修铁路的差遣，但已表 明了双方对修铁路的共识和愿望。
    其次，在戒缠足、兴农学、兴女学等社会改革问题上，梁启超大力宣传和组织各种学 会；张之洞则积极支持、参与这些改革社会的活动，并力邀梁启超赴鄂商谈。1897年夏 秋间，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成立戒缠足会和农学会，张之洞不仅为之作序，请求列 名参加，并捐款支持。他致函说：“戒缠足叙，呈教。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银五百元 ，已交汇号。甚盼卓老（指启超）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磐桓月余。”[1 3]（第12册P10347）这封信中所说的“戒缠足叙”，即《戒缠足会章程叙》。梁启超议定 了该章程后，不仅自撰了《戒缠足会叙》，还邀张之洞为之作序。汪诒年说：“梁君（ 启超）所拟章程既定稿后，南皮张孝达尚书时为两湖总督，特为作序以重其事。”[5]（P 70）仔细检读梁、张各自所写的序文，便会发现二人所见略同。譬如，梁启超指出缠足 的危害“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而 吾中国满蒙旧俗，幸未染此，后妃崇贵，同屦依然”[1]（文集之一《戒缠足会叙》P121 ）。张之洞也列举了缠足之危害，认为缠足使“此四万万人者，己二分去一，仅为二万 万人。……吾华民之禀赋日薄，躯干不伟，志气颓靡，寿命多夭，远逊欧美各洲之人， 病实坐此。试观八旗满蒙不缠足，广东沿海不缠足，其人气体之强，即胜各省，信而有 征”[13]（第12册P10060-10061）。两相对照，文字表述虽异，其实寓意相同。张之洞还 特意在文中赞扬了梁启超：“梁君卓如合南北之贤者数十辈，倡为此会，并为之说，其 意美矣。”[13]（第12册P10061）时务报社收到了张之洞的序文后，梁启超急催汪康年刻 板印刷：“张香帅序定何时刻？此期似不能不刻。……今得香帅序尤当大振军声，不可 更示人以失望。”[3]（第2册P1867）他在《医学善会叙》一文中，也对“南皮先生叙不 缠足会”加以赞扬。可见二人相互推重，张为梁的活动加油助威，梁则希望借助总督大 人的支持以扩大改革的社会影响。此外，二人均重视农业改革，梁设立农学会，张请附 名参加；梁撰有《农会报序》，主张讲求农学，区分门类“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 由；远摭欧墨（美），以得其立法之所自”，主张学习西国农学新法[1]（文集之一《农会 报序》P131）。张之洞也认为“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要讲求修农政，兴农学，在武 昌设立农务局和农务学堂，分设农桑、畜牧、森林等专业，聘请美国农学专家当教习， 购买美国新式农具和棉花、谷物、果品良种进行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梁启超还对 张之洞所办的洋务事业多有赞扬，1897年，他撰《记自强军》一文，称赞张之洞署理两 江时编练的自强军，“所闻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而其士 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 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首赞叹。……惜夫中国之大，而可观之兵， 只有此数也”[1]（文集之二《记自强军》P32-33）。其赞赏、钦羡之情溢于言表。可见 此时二人是相互支持、相互借重的。
    再次，在改科举、废八股问题上，梁启超认为：“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 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6]（第2册P546）1898年4月，梁启超联 合举人百余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度，都察院和总理衙门均不肯代奏。为此，他设计 了由维新同志拟稿十折，筹集三千金，分馈台官，请求他们一个月内上陈改科举、废八 股奏稿十折的方案。[6]（第2册P546-547）作为教育家，张之洞对科举八股取士之弊也十 分清楚，他主张书院、学堂开设西学课程和奏请清廷对新式学堂毕业生给予奖叙，就是 对科举制的挑战。他说：“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13]（第12册P10 688）1901年6月，曾请求清廷宣谕议改科举，讲求实学。但他深知科举事关重大，直到1 905年才正式奏请废科举。梁启超说：“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 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 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 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已也。”[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84）可见，他 们二人曾商讨过改科举、废八股的问题，并早已取得了共识。
    总之，此时的梁启超与张之洞，出自对变革社会的共同认知和志趣，已建立起相互倚 重、支持的合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