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开展，张之洞与梁启超的矛盾论争也日益凸显。究其二人之矛盾 ，主要源于学术与政见的歧异，诱因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抨击汉学家、倡民 权等文章，遭到了张的抵制干涉。梁启超说：“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 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6]（第4册P 254）当时，《时务报》刊出了梁启超的《论科举》、《论学会》等文，猛烈抨击了汉学 家纪昀和倭仁，引起了张之洞及一些幕僚的不满。其幕僚顾印愚致书汪康年说，报中“ 有诋纪昀语，河间大怒，广雅亦不平，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对也”（注：河 间指张之洞幕僚纪钜维，直隶河间人，纪昀同乡；广雅指张之洞。《汪康年师友书札》 （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4页。）。另一幕僚梁鼎芬则撰文辨驳，并嘱汪康年 要多加小心：“卓如诋纪甚，诋倭尤甚，仆有文辨之，本要刻板，再思中止，他日存集 可也。以后文字真要小心。”[3]（第2册P1900）鼎芬为避免关系弄僵，并未刊刻该文。 但启超并未收敛，尔后又发表了《知耻学会叙》，揭示了官、士、商、兵、民等“无耻 ”的种种迹象：“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 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1]（文集之二《知耻学会叙》P67）张之洞读后更 为不满，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 ，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 禁绝矣。”并嘱他们“此册千万勿送”[13]（第9册P7404）。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 中也说：“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一段文字，诋中国人太过，香帅嘱毁之。”[5]（P86）可见，梁启超与张之洞在报刊宣传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笔墨之争。
    其实，张、梁的分歧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流派和文化观的不同。张之洞崇尚古文 经，为学兼师汉宋，“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13]（第12册P 10631）。康梁学派则崇奉今文经，演绎公羊学，讲孔子的“微言大义”。张对康梁学派 的主张早有不同看法，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曾多次劝说康有为“勿言此学” ；他也称民权说为“奇怪议论”，曾表示“学术不敢苟同”。康梁则坚持自己的学术见 解，梁启超曾致书汪康年兄弟说：“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而且“ 自信吾学必行。”[5]（P59）梁启超排斥古文经，不赞成考据学，认为“此考据家旧习， 吾党正排斥不遗余力，必不宜复蹈之”[5]（P81）。他曾讥讽张之洞的幕僚缪荃孙“抱此 敝帚（指考据学）以自炫”。1897年春，崇奉古文经学的章炳麟一度在《时务报》任编撰 ，因学术上与梁启超、麦孟华门庭各异、常相抵忤。章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 言孔教，余甚非之”，“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5]（P81-82 ）正因为如此，次年春，张之洞特邀古文经学家章炳麟入幕，到武昌主持《正学报》， 原因是“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笔政”[2]（P126），来同康梁的今文经学相 抗衡。可见，双方早已互存学术门户之见。
    就文化观而言，张之洞与梁启超都在探索如何规范中西文化之路，但观点各不相同。 张之洞合汉宋中西，以求体用兼备之学，认为“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西国富强之术， 不能出其范围”，坚守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且这一观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 同。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 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 ，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则试图突破“中体西用”论的束缚，去 构建一种融通中西的新文化模式，于是他“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 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1]（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P71）。梁还 说：“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的新旧之斗，不 久便牵连到政局。”[14]（P29）梁启超的这些叙述表明，维新运动时期确实存在着张之 洞等人“中体西用”文化观与康梁维新派融通中西文化观之间的论争，这种论争虽然还 属于学术论争的范畴，但已悄悄地向政治斗争转化。
    由于学术流派与文化观的不同，就注定了张、梁之间的交谊与合作必然是短暂的昙花 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梁交谊日益疏淡。《时务报》发生的梁启超与汪康年之争 ，张之洞站在汪康年一边；梁鼎芬对《时务报》的频频干涉，也一直得到张之洞的支持 。继而梁启超离沪赴湘主讲时务学堂，政治上除宣传民权外，“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 失政，盛倡革命”；学术上“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1 ]（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P62）。湖南一些守旧士绅对此大为不满，一面上书总 督张之洞，一面大肆攻击维新派，宣称“梁卓如来湘，苟务申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 ……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15]（卷6《叶 吏部与石醉六书》）。他们甚至请求清政府诛杀康、梁。梁启超说：“时吾侪方醉心民 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 群起掎之。新旧之讧，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 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5]（P84）他说的“一二老宿 ”是指王先谦、叶德辉。荻葆贤说：“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 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 ，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5]（P88）梁启超虽因巡抚陈 宝箴的暗助而未被祸，张也未加深究，但其“别康梁”之念头已经萌生。因此，当维新 运动继续发展，帝、后党争逐渐走向激化之时，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以示同康梁 划清界线。张之洞的幕僚刘禺生说：“张之洞本新派，惧事不成有累于已，乃故创学说 ，以别于康、梁。”[2]（P126）辜鸿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文襄之作《劝学篇》， 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16]（上P419）其实，早在梁、张见面交 谈时，梁、张之间的“论学不合”已初露端倪。张之洞的幕僚罗振玉说：“及梁氏（启 超）赴湘，文襄邀与谈竟日夜，始知其所主张必滋弊，乃为劝学篇以挽之，然己无及矣 。”[6]（第4册P249）可见，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与康梁断交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