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第二天慈禧太后谕令查拿康有为。张之洞获悉后为洗刷 自己与康梁的关系，立即致电孙家鼐：“康己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 乃康死党，为害尤烈。”[13]（第9册P7657）这是张、梁断绝交谊、反目交恶的开始，二 者的学术论争也随之转变为政治斗争，感情虽断，笔墨之仗并未停息。
    张、梁交恶，除了上述学术上的原因外，其社会角色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张久任封疆大吏，官高权重，是既得利益者，重守成务实，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无不受其社会角色和政治地位的制约。梁启超仅一举人，起初无职无权，但年少气盛， 自称“思想浪漫得可惊”；又说“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 ，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1]（专集之一《与严幼陵先生书》P107）。以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精神，渴望效法陈胜、吴广来改造社会和提高社会地位，这与张之洞忠君守节 差若天渊，政治上不“门当户对”，其交谊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
    康、梁等逃亡日本后不久，康转赴美国，梁则仍留在日本办《清议报》。张之洞致电 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梁启超、王照尚在贵国，《清议报》馆尚开，此事是一大患 ，有碍中东大局。梁启超乃康党渠魁，尤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国大乱而后快。务望阁 下设法婉达政府设法令其速行远去，断不宜在日本境内。”[13]（第9册P7755）张之洞把 梁启超视为叛逆，要求日方驱逐他，实属落井下石。此时，张、梁已反目成仇，梁撰写 的《戊戌政变记》等论著，对张之洞的称呼大多由原先的“吾师”或“南皮先生”改为 “张之洞之流”或直呼其名了。他说：“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亦谓西法之当讲者， 仅在兵而已，仅在外交而已。”[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143）又说：“荣禄、张 之洞所言兵，民贼之兵也，……民贼之兵足以亡国。”[1]（专集之二《自由书》P39）其 论著中讽刺挖苦张之洞之词屡有所见，兹举《戊戌政变记》中一例：“德人据胶州，欧 洲列国分割支那之议纷起，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 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小朝廷之大臣也。 某君拂衣而去。”[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69）尔后，梁又写了《呵旁观者文》， 认为张之洞是旁观者中的“为我派”，是“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是“朝梁夕晋 ，犹以五朝元老自夸”之人，他说：“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为小朝廷大臣，皆 此类也。”[1]（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P71）上述话常被一些论者作为张之洞卖国和卑 鄙的论据。然深思之，此话不可轻信。翻检梁之文集，早在1897年9月德人强占胶州湾 之前，梁启超在《知耻学会叙》一文中，就曾不指名地斥责无耻的“老氏之徒”安于城 下之辱，“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1]（文集之二《知耻学会叙》P67），其时不可能 是指张之洞。为何在德人占胶州湾之后梁又描述了“湖南某君”的故事扣在张之洞的头 上呢？其实，张是封建的卫道士，绝非卖国者和旁观者。梁是借“湖南某君”之口来贬 斥张之洞，因为此话与张之洞戊戌至庚子年间的言行及其为官处世之道大相径庭。张之 洞其时反对两湖“独立”，他策划“东南互保”和参与庚子议和都是站在清廷一边同外 国列强讨价还价。[17]不过，此话倒可以作为张、梁间已反目成仇的证据。此时的梁启 超，新历政变亡命日本；张之洞为洗涮自己，不惜攻击康梁。梁在恩怨交加的情况下写 的《戊戌政变记》，往往受感情驱使或为政治宣传而言过其实，不是严肃的史学著作。 有研究者曾说，《戊戌政变记》“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18] 。笔者颇有同感。
    梁启超对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也加以抨击，说它“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 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虽然，其于今者二三年中，则俨 然金科玉律，与四书六经争运矣”[1]（专集之二《自由书》P7）。从而喧泄了自己的不 满。
    平心而论，在戊戌政变的政治风云中，张、梁的心态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1900年， 为慈禧议废立一事，梁启超忿怨交加再次上书张之洞说：“从前之交谊，既已尽绝，非 惟阁下绝启超，抑启超亦绝阁下也”，但是，二人同居中国，同戴一皇上，因此“私情 虽绝，而公义未绝”。接着，梁就张之洞不谏阻已亥建储一事，对张兴师问罪并加以嘲 讽，说“吾不知阁下曾有何面目以见天下人，更有何颜以自读光绪五年之奏议也。…… 即以阁下之无耻，但使清夜扪心自问，亦未必无天良发现之时”，由是他怀着对张之洞 “天良发现”的一丝希冀，用激将法劝张“亡羊补牢”，“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 侧之恶，奉太后颐养耄年，辅皇上复行新政”。但他又料定张之洞为保自己的地位和身 家性命，不会接受他的建策。该文紧后分析了张之洞所处的地位，认为张必将落得“欲 归新党，而新党不屑有此败类；欲附贼党，而贼党亦不愿有此赘瘤，卒至进退失据，身 败名裂”的下场[1]（文集之五《上鄂督张制军书》P63-66）。这篇洋洋二千余言痛快淋 漓戳中要害的上书，与其说是向张之洞建策，倒不如说是发泄对张的怨恨以及对张的挞 伐。张之洞终于无言以对。同年，梁启超还写了上粤督李鸿章书，虽然对李鸿章也有批 评，但仍尊称李为“大人”或“公”，并一再叙及对李的感激之情。梁启超对张、李的 态度，可谓泾渭分明。1901年，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将李鸿章同张之洞作比较，认为 “张不足以望李之肩背”，他说：“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 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并说张之洞“虚骄狭 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1]（专集之三《中国四十 年来大事记》P81）。这一明显褒李贬张的评论，自不免有失偏颇。但若洞悉梁对李、张 二人的恩怨，其作上述评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张之洞和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的过渡型人物，他们都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求变 ，梁启超的“流质多变”和张之洞的“善趋风势”，都是这种求变的反映。对时代的感 悟和求变心理，促成了张、梁的相知与交谊；但他们二人变法纲领不同，社会角色不同 ，学术门庭、文化观各异，而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促使他们反目交恶。他们的交谊、交 恶是当时社会上两种势力既求同存异合作，又有矛盾斗争的缩影，它对维新运动的历史 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4-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