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国民共性到宣传阶级特性
    陈独秀早年的改造国民性，具有社会改良色彩，他当时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问题在于国民性，尚未认识到是社会制度。但当陈独秀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即开始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待中国的社会问题了。1920年9月他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 主旨是批判无政府主义废除一切暴力的邪说，表达了他“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还认为，人类本性“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因此，实际上还有改造国民性的任务，而为了制止国民的“恶劣根性”所造成的对社会，对他人的危害，就“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陈独秀发表的文章中，不再谈国民性了。他探索救国方案已另辟新途，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来改造社会。他意识到改造国民性是一个漫长的社会改良任务，他需要尽快找到革命动力。于是他不得不从观察国民共性的视角转为考察社会各阶级的特性。他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农民是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强大动力。他在1924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的一系列文章中，一再赞扬“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最有革命的战斗力。1926年6月他在《革命的上海》一文中， 将上海社会各阶级作了今昔对比，结论是：“上海市最大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脱离洋奴化，而有了政治觉悟了”。这是经五卅运动的现实教育了陈独秀，使他动态地观察了“国民性”的变化。同时他又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和“大商阶级”的妥协性，强调了“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新运动”，才能够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这是正确评价了国民中的这两个阶级的特性。
    然而，中共党史界某些学者的论著，却将陈独秀的《资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一句话，引证半句，并作了错误理解，一直批判到目前。这句话的原文是：“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导》周报第22期）。但始作俑者，竟然断章取义，丢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是”这上半句，引用下半句，即“统率革命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谁统率资产阶级？割去了主语，并不顾中文语法常识，倒过来理解成由资产阶级统率革命。借以批判陈独秀公然宣告让资产阶级占有领导地位。其实，当时陈独秀正是接受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马林的指示，极力促进国共合作，要当时许多不愿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共党员，认识国民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党应领导着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和无产阶级联合，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见陈独秀的原话没有错误。更令人感慨的是，多年来许多学者不去查阅第一手资料，只是照搬前人的错误，以至存谬至今。
    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不再探索改造国民共性来改造中国社会问题，而是以探索通过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改造社会制度的救国途径。在这一探索中他多有失误，成为后人的教训。陈独秀在这期间未能意识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虽然能够由改变政治形势，影响到国民性的某些变化，但实际上国民性属于文化心态，属于社会精神文明的范畴；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并不能取代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