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认识到物质文明与国民性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论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族野心”的关系，他所说的民族野心，既是指民族的觉悟，又是指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追求，这也属于延伸了的“国民性”问题。
    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陈独秀针对当时形成国民性的“恶劣根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制度、封建伦理，他一面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提倡树立新的、进步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来取代封建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而当时陈独秀实际上就是以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准则来改造封建主义的国民性。到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着眼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不再注重国民性本身的探索。但到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又重视了民族觉悟、民族精神的提高问题，其实也是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显然，当民族矛盾相对于阶级矛盾不突出时，陈独秀不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而着眼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而当民族矛盾尖锐时，陈独秀则又重视探索国民性的改造方案了。
    1938年8月， 陈独秀在其《民族野心》一文中说：“我们民族现在种种不长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有人说，因为孔、孟、老、庄、佛教、宋儒等礼让退婴的学说，衰老了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血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他认为中国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的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而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要在世界范围沟通市场，它在国际交往中能够激起国家保护观念和民族进取心。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归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的一次大飞跃”。
    陈独秀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革命运动、爱国运动的兴起都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有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分不开，“然而正因为经济长久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缘故，旧社会的抵抗力过于强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与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资产阶级昏懦的可怜，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于朝野，这便是历次革新运动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陈独秀接着指出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民族觉悟方面的许多弱点，他又说：“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为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这都是吃了我们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陈独秀以上言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认识到，民族的进取心、竞争意识、国民的现代化意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物质文明的状况息息相关。所谓“国民性”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鲁迅笔下的阿Q 的许多落后习性虽然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的传统文化意识、伦理观念有关，但归根结蒂是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产物。陈独秀认识到物质文明的状况对于民族的文化心态和习性--“国民性”具有决定作用，这是他沿着“国民性”问题探讨救国途径在认识上的又一进展。
    陈独秀对于改造国民性的认识，并非仅仅停留在有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国民素质就会自然提高，国民性改造任务就可以自然完成的这一点。他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文中认为，五四运动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总体任务，直到当时的抗日时期并未完成，其中包括“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等任务。当然也包括五四时期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当涉及礼教、旧伦理道德时，陈独秀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孔子与中国》一文中，基本坚持其五四时期的论点。他仍然以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只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他认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出一些汉奸、亡国奴，不会产生有革命精神的民族英雄。他在批判三纲礼教的同时，指出：“如果孔子永久是万世师表，中国民族将不免万世倒霉，将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认外国统监就是君，忠于统监就是忠于君。”他认为“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从以上陈独秀的言论中可见，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涉及改造国民性问题时，他不仅认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而且仍然主张反对“孔子的礼教”，提倡“人权民主运动”。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有益于提高国民素质，符合抗日救国需要的进步主张。
    陈独秀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主张虽然还有不少缺陷，但作为一种爱国主张，具有不少可贵之处。其中，每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发展都与国民素质有关，都面临改造国民性问题。当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高国民素质已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陈独秀当年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主张，虽然其历史背景早已变迁，其改造国民性的具体主张也未必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但在追求社会进步，盼望振兴中华的大方向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