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的“8·13”上海抗战，中国经历了由局部抗日到全民族抗战局面逐步形成的过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由妥协退让，犹豫动摇，准备抗战到决心抗战的曲折转变过程，放弃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转而实行“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正确方针，最终走上抗日道路。全民族抗战局面才得以实现。在此，国民党所起作用何在？本文将对此作一分析。
    一、国民党决心抗战，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9·18”后，蒋介石地日奉行不抵抗政策，不顾国土沦丧， 继续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1]然而，东北沦陷，华北也面临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 这已对国民党统治构成更为直接和现实的威胁。同时“华北事变”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渐趋左转，人民抗日情绪已达沸点。蒋介石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司以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2]可见， 虽然蒋介石还耽于“友邦”的协调与合作的幻想中，但较“不抵抗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
    11月下旬，中国外长张群在对日大使谈判中，提出了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符合民族利益的要求，最后使中日交涉停顿。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 蒋介石说：“任何国家要来侵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决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3]“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4]可见蒋介石对日侵华采取不屈服妥协的强硬态度已日渐明朗。
    “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引起国民党蒋介石极大震动，蒋深感“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变成北平”。[5]1936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6]平津失陷后， 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全军将士书》：“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以驱逐倭寇，复兴民族”。[7] 这时蒋已决心抗战。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受胁，14 日国民党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15日蒋亲任大元帅下达总动员令。8月20日国民党军委会颁布作战计划，全国五战区，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松沪要地，巩固首都”。[9]至此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有300万军队，它的政策转变对抗战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