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蒋介石顺应抗日救亡潮流，以民族大义为重，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难。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即赢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及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的拥护，这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巨大压力，迫使其考虑改变对内政策，对中共有所缓和，在对红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与中共有新的接触，以求政治解决方法。
    蒋介石希望通过苏联促成国共团结，并于1935年1月22 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0]同时，蒋介石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并指派陈立夫为和谈总负责人。在国内积极与中共北方局及上海地下党秘密联络，又通过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在1935年到1936年间，分别在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和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国共两党初步改变了誓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开始就合作抗日在一起交换意见。
    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在西安同蒋介石的谈话充分表明中共团结抗日的诚意。在各方压力下，蒋在12月25日离开西安前允诺了六点意见：1.明令中央入关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2.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3.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4.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5.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6.西北各省军队，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责。毛泽东曾对此给予肯定：“蒋介石在西安接受了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停止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在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的一种表示”。[11]
    1937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停止对红军的围剿。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 确立了“精诚团结，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施政方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蒋表示承认中共合法地位。21日，建立党政军战时体制。8月22日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1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到：“……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三、国民党内反蒋派、民主派人士、爱国军政首领的积极抗日态度及反蒋运动，
    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9·18”事变后，因国难当头，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抗日反蒋运动在国内勃然兴起。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反蒋屈辱妥协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左派形成。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断发表声明、文章、讲演，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1934年4 月，发表了由中共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00余人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动员全国海陆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内战，扩大统一战线范围。纲领在全国人民中间及国民党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冯玉祥首先响应，公开提出了联共抗日。
    国民党爱国军政首领及地方实力派，也奋起抗击侵略，并同蒋介石集团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东北的马占山、李杜等违抗军令率部抗日；1931年12月，国民党26路军在江西起义参加红军；1932年，蔡廷锴、蒋光鼐率领19路军违命在上海发动“1·28”抗战；1933年5月，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以19路军为基干，联合第三党等势力，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与红军建立停战反蒋的统一战线。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更直接推动蒋介石走向联共抗日。
    此外，以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亲英美派、为了英美和江浙财阀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权势，也向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提出包括调整中苏、国共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建议[13]要求蒋介石结束妥协，准备抗战。
    国民党内部各方面人物的抗日主张和行动，虽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但客观上有利于抗日，这也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