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
    从1927年到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派关系观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中间派别的关系问题，党的基本认识是：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
    中间派别是一个历史概念，主要是指中国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政治力量。他们不满意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受压抑的地位，不满意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利的混战，也不满意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他们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在政治上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有影响的中间派别主要有邓演达、谭平山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们称之为“第三党”；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新月派”；张君劢、张东荪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曾琦、李璜领导的中国青年党。
    中间派别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及其存在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他们的主张和活动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不应一概地加以否定。但是，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刚刚经历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遭受血腥屠杀的沉重打击后，还未能客观地分析阶级阵线的变化，对中间派别采取了错误态度，做出了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简单结论。在这个结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中间派别的关系时，采取了如下的态度和做法：
    （1）不加区别地把中间派别一概称之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 “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国民党的工具”。在分析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与邓演达、谭平山的第三党的区别时，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他们两派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者是汪、陈派已经先一步被蒋介石豢养成了忠实的走狗，而邓谭等则尚在门外狂吠哀号而已。”〔6〕
    （2）完全否定作为中间派别左翼的第三党。1928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的决定，认为第三党是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它不可能是独立的，必然依附于蒋介石，决定对第三党采取坚决斗争的策略。同年7月， 中国共产党六大在《政治议决案》中进一步否定第三党。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一节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民众运动’之中的动摇犹豫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7〕
    （3）完全否定中间派别的一切政治主张和活动。例如， 对于中间派别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张和行动，中共中央却认为“实际上不过是欺骗民众缓和民众斗争的把戏”，是“绞尽脑汁来欺骗民众，千方百计来阻碍革命的发展”〔8〕。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第三党明确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应该“尽力鼓动反日反蒋的斗争”。1932年，第三党还积极支持第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其部分成员还直接参加了太仓地区的浴血奋战。然而，对此中国共产党也不能给予正确评价，认为这“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的烟幕弹，而且实际上是同样的出卖民族的失败主义的道路！集中火力打击这些反革命统治的支持者，断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的条件”〔9〕。
    （4）打击和削弱民族资本工商业和农村富农经济。 对于原本就不强大的民族资本工商业，根据地的苏维埃劳动法规定了过高的工资、福利及劳动条件，迫使小资产所有者因无法承受而破产，造成工人失业、工商业萎缩，根据地经济十分紧张。对于富农则提出了“反对富农”和“富农分坏田”的土地革命路线，并在实施过程中实际上影响到中农的利益，加剧了根据地的动荡不安。在城市中，盲目运用俄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把罢工斗争当作反对国民党统治者的主要斗争手段来运用，动辄发动罢工，同盟罢工、总同盟罢工、直至武装暴动。
    （5）在实际斗争中，不与中间派别进行任何合作。 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拒绝与邓演达合作。1944年3月，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曾经对此做过这样的总结：1930年邓演达“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再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对“福建事变”的错误态度。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发动了“福建事变”。这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十分有利于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但中共临时中央却采取了坐视事变失败的态度。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中间派别持这样的态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导致了党不可能正确处理与中间派别的关系。从1927年11月至1935年1月， 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危害极大。从处理党派关系的角度看， “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有两个明显错误：一是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过分夸大了统治阶级的危机，否认革命的不平衡性，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因此，采取了“打倒一切”和自我孤立的关门主义立场。二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错误的判断，看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就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等同看待，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如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样的敌人。
    其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与中间派别的关系。在对待中间派别的问题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犯有严重的理论错误。1927年7月，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仅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认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已成为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应开始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最终夺取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这个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依据，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又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从1928年起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急剧尖锐，无产阶级进行直接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时期已经到来；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遏止的影响，小资产阶级政党通常是由民族革命的立场转到民族改良的立场，而且一旦要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特别是要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结束了。“第三时期”理论进一步强化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使中国共产党愈发陷入错误理论的泥潭，在处理党派关系的实践中愈益不能自拔。
    将中间派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派关系历史上所走过的一段弯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然而，也正是这一沉重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理智起来，并从此走向成熟。
    注释：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同上，第8页。
    〔3〕见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页。
    〔5〕同上，第66页，第65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页。
    〔7〕同上，第325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104页。
    〔9〕同上，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