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济实力较弱的中国为增加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物质力量，曾从同盟国购买或获得了急缺的军用、民用物资。这些物资通过多种渠道被运到我国。举世闻名的“滇缅国际路线”、“驼峰”空中运输线、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等等，都对国外物资、租借物资等“防卫用品”的运输，起过重要作用。学者们对这些运输供应线已颇多研究。但是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过力量的驿运、驮运古老运输方式，如中印“驮运补给线”（A Supply Route by Means of Park Animals）这一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地下活动，学者们就研究很少，非专业读者就更陌生了。本文拟对这条拟议中的没有多大实效的中印“驮运补给线”的情况加以研究，以展示当时鲜为人知的情况。
    一中国国民政府筹办国际驮运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苦于工农业落后、经济力量薄弱，急需从国外进口武器弹药和紧缺的民用物资。购买这些物资后，运输却成为一大难题。水运曾是我国国际运输的主要通道。抗战之初，因海军太弱，各海口备受威胁，不得已而暗中借用当时英国管理下的香港以及海防、仰光等港口转运，终因香港、海防、仰光被日本法西斯占领，海运断绝。陆路（公路、铁路）国际运输通道如滇越、滇缅路也因越南、缅甸先后为日寇占领而被迫中断。1942年11月1日开始修筑的中印公路直到1945年1月才通车。只有1942年4月开辟的中美“驼峰”空运线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为此，国民政府也想到了古老的传统驿运、驮运。1940年7月15日至18日，国民政府曾召开全国性驿运会议，探讨驿运的可行性问题。同年9月1日，交通部综合各方意见，成立了“驿运总管理处”。在国际驿运方面，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龚学遂于1946年12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驿运作了概述。随时势之需要，驿运管理处曾筹划三线。其一为康藏线，联结中印交通。此线取道印度之锡金（原文如此），入藏进亚东、江孜、拉萨、太昭、昌都、甘孜至康定，里程较短，治安较稳，时间较省，运费较廉。惜因政治关系，未能畅通。旋改为官商合办性质，组织康藏驮运公司[1]，资本400万元，交通部投资半数，起自印度边境之葛林堡（Kalinpang，今译为噶伦堡），经拉萨以达康定[2]。开始运输，以布疋为主。其二为新印线，起自印度北部之司令纳加（Srinagar，今译为斯列纳加），经过列城（Leh）以迄新疆之叶城，亦在拨费开办中。其三为滇印线，起自印度东北隅之萨地亚（Sadiya），以迄云南之丽江，已组勘察队，因政治关系，迄未进行[3]。在龚学遂所说的三条国际驿运线中，康藏线（即传统的中印驮运线）、滇印线，均有过贡献。在几乎仅靠“驼峰”空运的艰难岁月里，四川、云南、西藏的藏族同胞都坚持了一条国际驿运交通线的运输，以弥补空运的不足。这就是由四川西部经云南西北部，又经西藏入印度，抵噶伦堡的传统马帮运输路线。四川康定、巴塘、乡城的藏族同胞，为这条支援抗战的马帮运输线奉献了人力、物资和畜力[4]。滇境的回族马帮亦贡献了力量[5]。龚学遂还提到了另外两条国际驮运线。
    1942年8月中国国民政府同意商讨开辟一条新的中印“驮运补给线”，以运送“非军事物资”。这条拟议中的运输线由印度经甲拉山口（Gyalam），贯穿西藏中部、东北（不经过拉萨），至青海的玉树，玉树南的巴塘（Batang）作为交货点[6]。数千年来，人们以“云梯溜索独木桥，羊肠小道猴子路”来描写旧日西藏艰难的交通。这条拟议中的运输线只能靠畜力驮运。由于西藏气候极差，一年之内驮运可通行时间不足半年；路线之长（仅拉萨至玉树的古驿道就为2270里，共38站），往返一次费时六个月之久。按最乐观的估计，其年运输量在3000至4000吨之内。苦于物资匮乏的国民政府，在困境中仍对这条运输线表现出了热情。
    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所遇到的运输困难及国民政府开辟运输路线的运作和尝试，都毫无例外地引起了同盟国成员国英美的注视或配合。本文所涉及的中印“驮运补给线”，就是英美两国大为“关注”的运输路线之一。然而英美的“关注”却值得研究。居心叵测的英国，乘人之危，不顾同盟国之间的“袍泽之谊”，以“中英藏”三方会谈、“英藏”协议、中国保证西藏“自治”、重弹1913年“西拉姆会议”上老调等阴谋，胁逼国民政府放弃对西藏的主权以换取驮运补给线的运行。英国种种招数和阴谋失败以后，竟破坏传统运输[7]，对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入藏多方刁难[8]，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
    二美国战略情报局军官进入中国西藏
    另一同盟国美国，其官方甚至罗斯福总统都对开辟中印驮运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它的外交人员始终注视、插手这条路线的开辟，罗斯福还亲自批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军官进入西藏活动。
    1942年7月2日，美国战略情报局（OSS）[9]局长多诺万上校（William J. Donovan）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声称他的两名部下托尔斯泰（llia Tolstoy）上尉和杜伦（Brooke Dolan）中尉肩负使命经印度至西藏再入中国内地，以期会见美国驻中缅印武装部队总司令史迪威将军（J. W. Sitl-well）。多诺万要求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印度新德里外交使团采取措施，以使此二人获得英印当局准许，让他们通过印度进入西藏，且能获准在西藏自由旅行。多诺万在信函中还说：“我们在印度的军事当局将向国务院在新德里的代表证实和进一步说明这次使命，以便顺利地与英国的行政、军事部门谈判。这次使命具有重要战略性，我们希望（这次使命）将探索亚洲战场在推动战争成就方面的长期价值。我们对此一方案高度保密。在谈判的任何场合避免提及此二人的军人身份，是符合需要的。当他们与驻印美国外交、军事人员进行个人接触时，此事可加讨论，也可充分信任英国。英印当局的一些人员已知道他们的使命性质。”[10]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这两名军官究竟肩负什么使命呢？是与击败日本法西斯有关？是对法西斯国家高度保密？对同盟国中国是否保密？目前还未见到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这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留待日后再及。
    赫尔在接到多诺万信函后迅速处理，7月3日即呈报罗斯福：“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上校正打算派送该局的两位成员经印度、西藏至中国。此二人肩负特殊的机密使命。假如您写一封介绍信给西藏的达赖喇嘛，这对在西藏的使命将极为有利。……这封信是写给身份为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而不是写给西藏世俗领导的。如此考虑以避免冒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视西藏为中华民国的领土。如果您批准，多诺万上校将就递交此信的方式与您的办公室接触。”[11]日理万机的罗斯福当天就签发了他给达赖喇嘛的信[12]，可见美国最高行政首脑的重视程度。
    从美国内部的信函来往可知，托尔斯泰等人进入西藏与开辟中印驮运补给线有些关联。托、杜于1942年7月飞抵新德里，12月到达西藏拉萨[13]。1943年1月22日，赫尔致电罗斯福总统驻印度私人代表费利浦斯（此人于1942年12月9日抵达新德里）：“我们想知道经西藏内陆运输非军事性战略物资前往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关于此事，请你与中国驻印专员沈士华洽谈。去年8月间罗伊（F.F.Ray，美国租借局代表）曾和沈专员讨论过此事。如属可行，请将运输此类物资的数量和种类通知我们，并请按月提供此项资料。我们想知道运送的这类物资是否包括租借法案中的任何物资在内。”[14]在当时，除1942年4月开通的“驼峰”空运线外，运输美国租借物资来华的陆路运输几乎断绝，而在此时，英国正向中国施压，妄图逼中国放弃对西藏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严辞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开辟中印补给线一事至1943年1月仍无进展。1月26日，费利浦斯致电国务院：“迄今尚无物资经西藏运往中国。”[15]
    托尔斯泰等人在拉萨活动数月之后，从拉萨经黑河（今那曲县）、玉树到达西宁。这条旅行线与拟议中的中印驮运补给线大体吻合。1944年4月14日多诺万致函赫尔，信中称：“根据1942年和1943年驻西藏使团首领托尔斯泰少校的建议，我提请你考虑通过驮运经印度、西藏运输一些物资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亦已写信给外国经济管理局的居里（Lauchlin Currie）先生。托尔斯泰少校已经就这事与居里先生谈过。据英印当局估计，通过适当的组织每年可驮运4000吨。这点物资对中国战区武装部队的物资援助微乎其微，但如此数量的物资对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运作起很大作用，它是通过‘驼峰’空运供给战略情报局的两倍。”[16]多诺万认为，此事如无中国和英国的合作与参与，将一事无成。而谈判应在拉萨进行。多诺万援引了托尔斯泰的主意：“在同西藏打交道时应强调，所运物资是用于而今在中国的美国人”；“为诱使西藏人同意并保证供应安全”……战略情报局应赠送礼物给达赖喇嘛，购买所有的羊毛和西藏的其它物产，作为交换，美国供给西藏一些药品和其它产品”。多诺万甚至建议，可以考虑在西藏设立美国代表处[17]。
    对于多诺万的建议，美国国务院的重要官员持否定态度。1944年5月17日，欧洲事务司司长邓恩（James C.Dunn）回复多诺万，明确表示：在当前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因素。邓恩援引托尔斯泰于1944年4月7日所写的备忘录声称：通过印度经西藏、玉树的驮运线可能只对中国中央政府“完全控制西藏”有利[18]。这就是所谓“首先要考虑的政治因素”。美国官员不愿看到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其居心叵测。邓恩还谈到，开辟这条运输线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潜在的政治困难又是主要的。因此，在此时谈论这事是不明智的，“国务院不准备就这一建议与中英当局合作参与其事”[19]。1944年6月9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格林（J.C.Grew）在给外国经济管理局副局长居里的信中，重申了邓恩的观点。1944年5月17日国务院在回复多诺万时已作了实质性的表态：“此时关于这一设想有种种理由表明它是不明智的。因此国务院不准备与中英当局参与其事。”至于购买羊毛一事，由外国经济管理局按照经济上是否划算、政治上是否可行而定[20]。
    其实，对开辟这条运输线抱有浓厚兴趣的托尔斯泰也认为困难重重和实际价值不大。1944年4月7日，托尔斯泰在其补充备忘录中承认：由于最近同盟国在缅甸受挫，关于这件事同西藏谈判更加困难，西藏害怕日本的情绪可能重新产生，西藏一些官员怀疑同盟国能否胜利；通过印度经西藏长距离运输物资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明显有限；驮运周期6-8个月。而且，任何战略情报局物资供应的运输，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现有生活用品的运输。托尔斯泰本人还暴露了他对中国的敌视态度，诬称中国出于政治考虑希望开辟这条驮运线，不使用现存的另两条驮运线，即从吉尔吉特和列城进入南疆的驮运运输线[21]。
    1944年5月以后，在美国官方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里就没有发现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美国战略情报局热衷的中印驮运补给线并未正式运转。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