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国务院未公开冒犯中国
    在英国要挟中国政府以牺牲主权来换取开辟中印驮运补给线之时，美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英国。英国通过它的外交代表多次向美国试探，希望美国就“西藏问题”与英国一道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国务院对此持慎重态度。1942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告诉英国驻美大使海特（Hayter）：“中国宪法列定西藏为中国的领土[37]，本政府决不就此事惹起麻烦。”[38]汉密尔顿又在1942年9月15日的备忘录里写道：“我们对英国外交部关于西藏自治的问题，不加评论。”1943年5月15日，美国国务院致英国大使的备忘录中正式表态：“关于西藏在亚洲的地位，英国政府详述它一向采取的态度，至为允当。在美国政府方面，当记着这一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中国宪法中列定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地区之一。关于中国这两项主张，本政府从未表示疑问。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此刻开始详细讨论西藏的地位，将会有何益处。”[39]
    在商议中印驮运补给线过程中，掌管美国外交的国务院虽然支持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高度机密使命”，罗斯福也批准了派遣战略情报局军官入藏进行活动，然而在事关中国主权这一重大问题上，罗斯福和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比较谨慎。
    前文已经提到，罗斯福视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不认他为“世俗”领导者。这是一种原则性区分。其所以采取这一态度，是为了避免冒犯中国。他当时知道“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罗斯福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措词也比较谨慎。在谈到长期以来美国人包括他自己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感兴趣时，有一个关健性词汇掌握了分寸。其英文原文为：“Ther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ny Persons,Among them myself,who,long and greatly intersted in your land and people.”[40]此处用“your land”（你的土地，尽管land也有国土、国家的含义）而不用“your country”（你的国家）。当时的“大英帝国”经常用“country”一词来谈论西藏。严格地说，罗斯福使用“your land”一词，也不完全恰当。
    在1942年夏季商议中印“驮运补给线”之际，英国驻华大使西蒙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E.Gauss）通报了开辟驮运补给线的有关问题。西蒙说西藏当局以置身于战争之外为由，不同意开辟此补给线。西蒙欲联合中国以经济制裁向西藏施压，但先决条件是中国放弃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当然拒绝了。高斯在向国务院报告时有两个词引起了赫尔的注意。赫尔在1942年7月3日向高斯发出指示，要求高斯澄清。赫尔说，你在报告中提到“西藏独立”（to Tibetan indepen-dence），在另一处提到“西藏自治”（to Tibetan autonomy）；这些词汇是“被交替使用，或不是被交替使用，不清楚”。赫尔最后指示：“正如你知道的，中国政府一直认定它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中国宪法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领土之内，本政府决不就中国的这两项主张表态去引起争端。“[41]赫尔最后一句话有含糊之处，使用“宗主权”一词更是错误的观点，但没有公然反对中国的主权。
    前文亦已提到，美国助理国务卿贝尔于1943年4月23日代表国务院就多诺万主张赠送西藏电台一事作了答复，其中贝尔说到：“阁下知道，西藏被中国认为是中国的属地，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行动违反或不尊重中国此项主张。”[42]贝尔用“属地”（dependency）一词也是错误，西藏是中国的领土（Territory），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1943年5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致英国驻美大使馆的备忘录中回答了英国政府所谓的“西藏在亚洲的地位”问题。美国国务院表明了它的立场：“在美国政府方面，当记着一件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中国宪法列定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关于中国这两项主张，本政府从未表示疑问。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此刻开始详细讨论西藏的地位，将会有何益处。”[43]
    据笔者见到的资料，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西藏的地位”问题，在态度上没有发生变化。它尊重或不干犯中国的主张；它不采纳战略情报局的一些“建议”；在涉及与西藏交往上，避免惹起国际政治纷争。美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态度是明智的。英国则乘人之危摆出露骨的、咄咄逼人的架势，大有对中国领土西藏实行殖民统治的野心。那么，美国为什么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态度？读读赫尔等美国国务院官员所写的字，我们大致寻找到一些原因。
    美国不公开触犯中国，是因为它需要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作者在已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几篇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言。助理国务卿贝尔在指点、甚至教训多诺万时，谈到了为什么美国不能冒犯中国。贝尔指出：“就对于整个战争所作的努力而论，中国政府对于本国及联合国家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我们可能与西藏当局发生任何关系，或是我们可能对于西藏采取任何行动方面，均宜避免给予中国政府不必要的或疏忽的干犯。”[44]中美既是同盟国，“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野蛮侵略”[45]，如若美国公开在中国领土西藏地区煽动分裂，在中国的院子里放火，中国还能与美国一道打击共同的敌人？本来，赫尔等美国高层人士就害怕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在英国就中印驮运补给线制造混乱和威胁中国最嚣张的1943年夏秋，日本法西斯还在向蒋介石诱降，以致在11月29日赫尔不得不紧急向正在开罗出席会议的罗斯福报告，“我国在重庆的大使馆向我们报告，日本一直继续向中国政府投和平诱饵，但目前还未成功”[46]。也许这一消息起了作用，“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在友谊和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罗斯福确实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中国许诺了不少，包括保证中国收复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甚至提出战后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这一形势下，美国的高层当权人物自然不愿在所谓的“西藏地位”问题上触怒中国。
    赫尔在其回忆录中曾写到，自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与同盟国中国进行了全面合作，“我们对中国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强有力的联合作战。第二就是在战时和战后时期树立一个同三个西方盟国俄、英、美平起平坐的主要大国，共同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47]。正因为美国期盼同盟国中国与它一道进行“强有力的联合作战”，打败世界法西斯，仅从逻辑推理，它也不至于因中国的领土西藏而触怒中国。那么，英国在当时不也是中国的同盟国么？两者态度何以不同？
    读读赫尔关于美国的第二个目的的叙述，也许能说明问题。“在1943年，为显示我们视中国为主要大国，已采取了三项步骤：1943年1月11日我签署了废除我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条约：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成功地介绍中国作了《四大国宣言》的签字国……；12月17日国会根据政府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废除排斥中国人的法律之法令，允许中国公民作为移民进入美国，而这最后一件事又是我多年的意愿”等等[48]。赫尔又说，在经济方面，美国政府也做了许多事。“租借”是其中之一。租借有直接的军事目的，通过援助中国的经济，使之能进行持久的战争。向中国借款五亿美元，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的战时生产局派出众多顾问等等。“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一个支持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机会”[49]。美国又何以热衷于此？“一个稳定的、民主的（亲西方）中国几乎是一个稳定的、和平的亚洲的先决条件”；“一个统一的中国亦将意味着一个相对地摆脱俄国势力影响的亚洲”；“中美友好会产生必要的安全和稳定”[50]。这些话反映了当时美国最高层人士的对华心态。赫尔还针对英、俄的怀疑眼光，论证了他的观点。他说：“总统和我相信，中国完全有资格签署（四大国）宣言。尽管他的军事力量不如其它三国，但她的人口比这三个国家的总和还多；如果她的人口团结一致，她将拥有巨大的潜力；她与太平洋的主要敌人打了六年多的仗，日本战败后，她肯定是亚洲的主要强国。”[51]如此一个受美国影响、控制的东方大国，还是对抗与压抑苏联的王牌，“俄国人最害怕一个比它强的美国控制中国”[52]。这是美国国际战略的充分表白。
    正因为美国的战略是在战时和战后通过各种方法、各种影响以最终控制全中国，那本是中国领土的西藏不也就在它的控制之下了么。美国之所以认为战时不“详细讨论西藏问题”，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似乎比没落的大英帝国“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