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五四运动期间商会的表现与作用，史学界至今尚较少作专门研究。许多论著在提及五四运动中的商会时，往往将其视为一支消极的力量，强调其软弱妥协性，而对其积极作用则轻描淡写。从有关史实看，这样的论述似有失公允。另外，五四运动中各地商会的表现并非全然一致，有的消极影响较为突出，如果由此概括其余，则难免失之偏颇。本文拟对天津总商会作一个案考察，兼与其他商会稍作比较，以求比较全面地探讨五四运动期间商会的表现与作用。
    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遭逮捕的消息在各地报刊登载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各界人士纷纷要求保护学生，收回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签约，惩办卖国贼。作为各地商人领导机构的商会，也相继代表商界声明态度。但由于事先未曾联络和商议，态度不尽一致，所产生的影响也判然有别。被誉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于5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表面上虽要求收回青岛，但提出由中国任命日使，与日本交涉收回青岛问题。这一主张与当时全国舆论一致力争在巴黎和会上直接由中国收回青岛的呼吁大相径庭，而与日本的要求则如出一辙。因此激起上海工商各界强烈反对，许多论著将上海总商会的这一主张看作是当时整个商会的态度，将其作为商会妥协软弱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在全国众多商会中持类似主张者极为少见。天津总商会于5月7日直接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阐明“日人对于我国青岛，无条约根据承袭德人之后，竟强占不归，殊与我国领土主权攸关。刻全国合力协争，期于必达目的，使日人将青岛完全归还。用特电恳诸公力为主张，勿稍退让，必将青岛收回，以保领土。”〔1 〕由此电可知，天津总商会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其他许多商会也大体相似。例如5月15日和18日， 苏州总商会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和巴黎和会中国专使，说明“青岛关系我国存亡，非由和会直接交还，并取消密约，概不承认，商民一致誓为后盾。”〔2〕汉口总商会也曾致电北京政府， 强烈要求中国专使勿在巴黎和会上签约，并表示“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君等如果签字回国，国人将以激烈之手段对付。”〔3〕
    就天津总商会而言，它不仅公开表明了态度，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罢市是商人在五四运动中最突出的斗争形式，在这方面天津总商会即发挥了不同于其他商会的积极作用。6月3日北京政府再次出动军警大批逮捕学生，激起全国各界更大愤怒，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五四运动发展到高潮。在许多地区，商会均不敢公开号召商人罢市，而是商人在爱国学生宣传之下采取的自发行动。上海县商会甚至表示：“商界以营业为根本。沪上为通商大埠，若果罢市，恐地方秩序，有不安之势。而况一般苦力经纪之人，将何以谋衣食。……恐无人担此重任。”〔4〕但是，天津总商会却发挥了直接领导商人罢市的作用， 对此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天津总商会能够出面领导商人罢市，首先是受爱国学生的推动。 6月8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讲演团赴总商会，与正、副会长接洽， “要求会长即刻召集开会，宣布罢市”〔5〕。会长叶登榜（字兰舫）当即应允次日召集各行商董举行特别会议，转达学生要求并加以讨论。其次，是受上海商人大规模自发罢市的鼓舞。6月5日上海商人罢市之后，天津报刊很快报道了这一消息。天津总商会遂召集全体会董开会，议决两项办法：1.通电北京政府顺应舆情，速筹根本解决之方法，并说明沪商罢市，金融停滞，影响所及，实非浅鲜。2.通电各省商会，呼吁采取一致行动，表示“此次罢市风潮沪上开之于先，各地应之于后，蔓延全国，势所必然。”〔6〕很显然，天津总商会已意识到罢市无可避免，作好了号召商人罢市之思想准备。在此之前，天津商界中的有识之士也曾致函总商会，要求采取罢市行动。6月1日，商人陆一鸣即向总商会领导人提出：“青岛失败，普天同愤，北京学界曾有六条请求，未得政府圆满答复，致有罢课风潮。……鄙拟办法，商人亦宜与学生同样之请求，如仍漠视，我全国商业实行罢市以表决心，并停纳捐税以请最后解决耳。”〔7〕类似的呼吁，同样对天津总商会也产生了促进作用。
    天津官府闻讯罢市风声之后，力图加以阻挠。6月7日和9日， 直隶省长曹锐禀承北京政府旨意，两次训令天津总商会说：“津埠华洋杂处，至关重要，并希妥慎防维，以安秩序”。为防止罢市风潮发生，曹锐一再命令总商会“转谕各商安心营业，勿滋疑虑”〔8〕。但是， 天津总商会仍于6月9日两次开会讨论罢市问题。第一次会上副会长卞荫昌（字月廷）提出：“可先致电中央，要求惩办卖国贼，保护学生，限二日复电，否则即行罢市。”〔9〕当日，各界也在公园内召开公民大会， 与会者达2万余人，举代表赴总商会商议罢市行动。 对于总商会两日之后罢市的决议，公民大会予以否认，“要求商界即刻罢市”，并复派代表到总商会表达这一要求。最后，总商会决定接受公民大会的倡议，次日即举行罢市，并连夜刷印了罢市布告。布告曰：“本日全津商民学生聚集数万人开公民大会，对于外交失败，惩办国贼，局势危迫，无可挽回，当即决定自明日起罢市，望各商号一律办理，以待政府解决。”〔10〕
    在此前后，其他地区的商人罢市风潮也相继发生，但像天津这样由总商会出面发布通告，组织商人统一举行罢市的情况尚不多见。在罢市发生后，一些地区的商会往往向官府推卸责任，并按官府旨意劝导商人开市，天津总商会却于罢市之后理直气壮地致电北京政府说：“外交失败，以致各地骚然。沪镇等埠，相继罢市，民气蒸腾已达极点。……中央不惩罚卖国贼，不保护爱国学生，视民气如草芥，甘愿违反民意，惟有以罢市为最后要求。趋势所迫，万众一心，言词激昂，已竟不可挽回。临时共同议决即行罢市，以待解决。”〔11〕此电公开向北京政府宣布，罢市系由商会议决实行，毫无推卸责任之词，其态度确与其他地区的商会有别。在总商会部署之下，天津各业于6月10日一律停业罢市。 据天津《益世报》报道：“各绸缎洋布庄等，其罢市景象尤觉可敬，诚不愧为头等商号。”“宫北之各家银号，均为本埠巨商，其一日出入即可获巨额之利息，今亦毅然决然全体罢市，虽为重大牺牲，亦所不惜，其爱国救亡之观念似又加人一等矣。”〔12〕
    天津作为毗邻京城的华北贸易中心，罢市之后引起北京政府极大恐慌。10日下午，北京政府将准予曹汝霖引咎辞职的消息通电各省，曹锐马上抄交总商会，企图缓解罢市风潮。但天津总商会坚持罢市要求，又于当日致电北京政府说：“仅准曹汝霖辞职，以此可以谢国人乎？”并再次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急以明令惩免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13〕北京政府见民情激昂，害怕事态扩大，由内务部于10日晚急电天津警察厅，告以曹、陆、章三人均准免职，请转达总商会。与此同时，曹锐及国务院参议兼交通次长曾毓隽等人也于当日深夜先后到总商会，宣读曹、陆、章免职命令，劝谕总商会宣布开市。天津总商会多数领导人担心罢市时间太长致使商人遭受损失，又见曹、章、陆三人已被免职，遂决定起草次日复市布告，连夜张贴。然而，天津总商会的复市决议受到各界反对。11日清晨，爱国学生及民众万余人齐集总商会门前，由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等人与总商会领导商议，认为北京政府并未提及惩办曹、章、陆三人，也未明令保护学生，罢市目的俱未达到，不能开市。商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再次致电北京政府，限于当日夜12时前回电答复此两项要求，如逾时未复，仍继续罢市。此电言词更加激烈，表示“国亡死且无日，何有商业可言？……本会顺从舆意，如中央在此相当时间无正当允准，商民惟有同归于尽。”〔14〕当晚，未见北京电复，天津总商会于12日晨发出第二次罢市布告，说明政府面对商、学界之要求，“形同木偶，漠然无闻”，“合亟通告，望各商号自今日起仍行继续罢市，作积极进行”〔15〕。总商会第二次罢市布告发出之后，“各商家鉴于学界爱国之热诚，商会最后之决心，遂各激起爱国救亡之观念，复为二次之休业，其一种坚决之气象较比第一次尤为整齐。”〔16〕前所未有的两次全津商号罢市及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斗争浪潮，逼迫北京政府于12日正式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人，并表示保护学生。天津总商会经与各界代表共同商议，于13日发出开市布告。
    综上所述，天津总商会在领导商人罢市的斗争中，总的来说态度是积极的，也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对北京政府则产生了较大的压力。在天津总商会的领导下，天津广大商人很快即成为五四运动中一支重要的斗争力量，表现出较高的爱国热情，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天津商界中没有软弱妥协之人。有的商人唯恐罢市造成损失，曾暗中联络签名，向曹锐表示“各商家情愿开市”。有的商号则将货物运往日租界请求洋行保护。但是，类似的举动在天津商界并非主流，多数商人均以积极的态度参加了罢市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