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五四运动期间，天津总商会引人瞩目的另一行动是提倡国货，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如果说抵制日货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府的压抑，并给商人造成较严重的损失，使天津总商会的态度有所犹豫和变化，那么，提倡国货则是天经地义之举，日本方面和官府均无任何理由加以干涉，因此天津总商会对此非常积极。另外，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宣传抵制日货，使日本商品在华销售锐减，也为提倡国货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道：自中国“抵制风潮发生以来，日货输出大为减少，计五月份之输出额，较之平时已减去百分之三十。”〔41〕天津总商会正是抓住这种有利时机，大力提倡国货。
    5月间，天津总商会即连日召开各行商特别会议， 筹备提倡国货办法。议定凡公司、工厂以及个人制造之国货，均请赴商会声明，由商会检索核实，发给证明书，以俾行销。总商会还附设提倡国货事务室，“各公司、工厂如有成品优美者，本会酌量给奖，以资鼓励”〔43〕。对于外地所产国货，天津总商会也予以提倡。例如天津一带向多织染工厂，所需棉纱以往大多来自海外日本等国，天津总商会得知上海杨树浦棉纱厂所出金蓝鱼棉纱可以适用，遂致函上海总商会请查实是否国产，并表示“敝会深愿辅助推销，以畅国货”〔43〕。在此期间，天津总商会还向全津工商各业发出提倡国货布告，阐明“旷观世界潮流，物质文明日益进化，非实业振兴不足以图存，非维持国货不足以振兴实业。……为今之计，拟先从事调查国货，予以辨明，辅助销场，已有者可以坚持其业。”〔44〕其具体办法是，经商会检查核实为各种国货者，发给证书，并汇集编制国货土产录，“广告社会以资推销”。有些商人乘当时倡导国货之际，提高商品价格，引起各界不满，天津总商会也发布公告，说明如果“巧用时机，故为抬高价格，惹人烦恶，各工商若如是居心，则国货必陷于万劫不复，国即危矣。”同时严正宣告：“倘有此种情事，一经查觉，本会必予惩戒，绝不宽贷。”〔45〕天津总商会的这些措施，对国货畅销均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呼吁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发展民族工业。《南开日刊》曾发表评论《国民自给与国民自决》，认为抵制日货只是“政治上的暂用手段，不是经济上的根本原则”。中国人如果“能够不靠外来的工业品可以自存，那么中国人方才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方才有主张国民自决的勇气，方才有实行国民自决的力量”。因此，必须“快快的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的大工业”〔46〕。《益世报》也曾刊载专文呼吁振兴实业，指出抵制措施“非永远持久之策也”。“必须我国有替代品，而后可以操永久之胜利”。“我国同胞苟不速自猛省，各谋所以振兴国货之道，不特抵制日货难操永久胜利之券，而经济战争潮流之所届，亦将卷我国于此旋涡中，而无以自存。”〔47〕这些论述意识到迅速发展民族工业，较诸一时的抵制日货更为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振兴。这种认识的产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
    在总商会的组织和社会舆论的呼吁之下，天津工商业者纷纷集资创办新式企业。有的发起成立国民实业储金会，“以联合全国国民储蓄款项，为兴办实业之预备”〔48〕。有的联合筹资创办北洋第一商业纺织有限公司，“以为提倡国货之先导”。还有的认为，“抵制日货非由本国提倡纺纱厂不可”，发起创办纺纱厂，洋布业商号为此很快积极认股220万元。此外，天津爱国商人还拟在唐山创办国货公司， 联合唐山商号股本，使国货得以广为畅销。即使是在县城，工商业者也十分踊跃。例如大名县工商业者不仅组织了国货维持会，而且还筹备创办工厂，“以提倡国货，普利民生为主，爰命名曰民利工厂，冀群策群力藉杜漏卮于万一”〔49〕。显而易见，五四运动期间天津总商会提倡国货的劝导，对于促进天津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