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开市之后，斗争并未结束。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以前途应办之事甚多，趁此民气正盛之时，益当鼓舞淬厉，求达到最终之目的”〔17〕，联合发起组织各界联合会。起初，天津总商会曾积极参与了各界联合会的筹备活动，其副会长卞荫昌还当选为各界联合会会长。但不久之后，有报纸载文指责总商会“罢市之黑幕”，“经北京所来代表调和始能开市”，另有人认为惩办国贼目的未达到，总商会不应宣布开市。尽管总商会对此公开作了解释，威望仍受到一些影响，内部也出现不一致意见，导致正副会长均一度提出辞职（正会长此后未主持总商会事务），影响到总商会参与筹备各界联合会的活动。6月21日， 各界联合会致函总商会，说明“时局多艰，外患日乘，内政纠纷，非国民急起自救，不足以存国脉。曾经贵会召集绅、商、学、教四界联合会，足见热忱爱国，洵堪钦佩。……讵贵代表因自体本会之变动，致连日未能出席，并奉尊函声明暂难与会。”对此，各界联合会表示将“虚左以待，务请贵代表即日到会，共襄斯举。”〔18〕《南开日刊》则发表《敬告本津商界刍言》，批评说：各界联合会成立之日，“商界竟不莅会，会长假病辞职，代表则缩头不见”〔19〕。总商会经协商，还是派出了副会长卞荫昌及会董等10人分别担任各界联合会评议部、总务部部员及调查科、交际科科员。
    除组织各界联合会，开市之后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是抵制日货。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开市后曾向总商会提出请配合实施以下各条：凡关于学生救国之举动，商会须以诚实竭力之辅助取一致之进行；商会根据商会法所列条款，须实力提倡本省之实业，并以此意通告于全国，以为一致之鼓吹；请商会密令各商号不得再订日货及用日币；请速组织商界讲演团；密行设立检察日货团，随时劝令各商勿得再订日货；密劝各商于相当时间，将在日本坐庄各商人撤回，以表坚决抵制之意。总商会延宕半月，未对是否实施上述各条予以答复。学生联合会又致函总商会曰：“抵制日货为当今急务，贵会具指挥商家特权，劝勉阻止责无旁贷，抵制之有效无效，固视贵会为转移也。”〔20〕在学生联合会的催促之下，总商会于7月7日举行会议讨论学联所提各条，除认为商界讲演团不便另行组织外，“余条完全通过，均表赞成”，遂致函学生联合会告知总商会决议，相约“不登报宣布，各负保守秘密之责”〔21〕。在此前后，各界人士均寄希望于总商会出面组织各业商人抵制日货。甚至连寄居静海县的农民董某也致函总商会，恳请“转咨各省商会并饬所属各县商会，令其通饬乡镇商会同时进行，尚不负京津各界之热诚，亦不负为国民之义务，而于贵会亦增无限光荣。”〔22〕当时，各界联合会曾发布取缔日货通告，限定“自七月十五日结止，嗣后不得再定购日货。”〔23〕总商会积极配合施行，布置各业商人调查店内所存日货，制定抵制日货简章，并派赵春亭等六人担任审核各行商抵制日货审查员。对于未加入总商会的商号，各界联合会曾致函总商会，询问“贵会能否负责办理”。总商会回复：“对于不在会各商，发生于抵制日货有碍之处，尽可来函，本会必当转行办理。”〔24〕7月上旬， 天津总商会还曾通告米粮各业商家，要求“不以小利见取”，“凡此米粮各商于售卖大宗米粮，必须审详查明，如果日人购买或国人甘心冒名作奸间接转售，即行拒绝，勿得卖与。”〔25〕同时告知各省总商会，以后赴外埠购粮津商均须持该会护照，请协助查验，杜绝奸商转售日人。
    经学界奔走呼吁，以及“商会提倡，频频劝勉”，许多行业的商人意识到“抵制日货，诚为自救第一要著”〔26〕，在抵制日货运动中表现十分活跃。例如海货商召开抵制日货会议，议定12条抵制办法；绸缎、棉纱、洋布同业公布拟订抵制日货简章12条，表示“自议定之日起，同业各号对于日行货物现买批定，概行停止”；洋广货行商也“开会讨论议决，一律清理，绝不再购日货”，并议定抵制日货的11条具体办法〔27〕；糖杂物商同业89家发表抵制日货宣言，声明“情愿牺牲营业，共救危亡”〔28〕；五金铁行同业也坚决表示：“同是国民，应发天良，各尽个人之天职，虽忍痛须臾，牺牲营业上之利益，在所不惜，俾免贻害于子孙，永为他人之奴隶。”〔29〕茶商、麻袋行商、洋纸商、灰煤商、木商、水火保险业、洋广、杂货、颜料等商行，也均拟订简章、坚决抵制日货。
    但是，也有个别商号见利忘义，仍继续订购日货。例如万德成棉纱庄在各业抵制日货之际，大量订购日本布匹，图谋厚利。各界联合会曾数次讨论处置办法，并与总商会接洽。因“商会对于该项干涉亦不甚注意，于是激起学生愤恨”〔30〕。爱国学生群赴万德成铺庄，拟揪庄主围城游行，店主逃遁，闭门停业。天津钱商公会、银行公会致函总商会，声称“本埠银行银号与该商号往来者甚多，因此人心惶惶，影响于市面金融关系甚重，应请贵会竭力设法维持，以保市面。”〔31〕总商会与各界联合会商议，请先由万德成开市理业，将所有已批未到及现存各货，据实呈报审查，然后再作处理。各界联合会认为万德成须保证不得再认购日货，并由商会担保，才能复业。总商会表示：“不准该号前定之货进口，实有不能行之苦衷。”〔32〕最后经反复磋商，由总商会提出并经各界联合会讨论通过，处罚万德成3万元。
    天津总商会处置万德成事件的态度，曾引起爱国人士的不满。商会之所以态度不坚决，是因为其劝导各业抵制日货的举动，受到日本驻津领事及官府的指责。日驻津领事曾致函天津官府说，总商会所定米麦等粮及其制造品不得与日交易，“有属妨害个人交易之自由，违反两国通商条约之精神，且阻害两国之国交，殊属不法”，要求“从严查办”〔33〕。天津总商会虽然坚持认为此项规定“系为维持本国民食，系国内一种政策，外人何得妄肆干涉”〔34〕，但是，其内心却不无担忧，天津警察厅又按照日领事要求及直隶省长旨意，致函总商会要求查照劝导各业商人取消一切排日条规，不得公开抵制日货。于是，总商会的态度逐渐有所妥协。
    1919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与全国各地相呼应，天津各界再次掀起反日斗争浪潮，并又一次促使抵制日货迅速高涨。12月初，天津各团体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各界联合会致函总商会云：“贵会为商界领袖，用敢征求贵会同意，与敝会等均为发起人，而取一致之行动。”〔35〕天津总商会在各界推动下，同意参与发起国民大会，派张品题、杨筱林二人作为代表参与筹备事务。但是，在有关抵制日货问题上总商会仍与各界的意见不完全一致。12月12日各界联合会及总商会等数百人在商会会所集议抵制日货事宜，学联代表马骏提出：不买卖日货，各铺商所有日货尽皆焚毁，如有藏匿日货者，严重处罚。总商会会长卞荫昌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商铺将受甚大损失，不能照办”〔36〕。12月13日的国民大会筹备会上，决定20日为召开国民大会之期，并商议当场焚毁日货，“以戒甘心卖日货者”，总商会代表仍表示反对。鉴于各界要求焚毁日货的呼声愈益强烈，总商会不得不召集各行商举行紧急会议，告以“学生对于日货非常注意，我会亦应研究解决办法”〔37〕。总商会试图既不使商家遭受损失，又能应付各界焚毁日货之强烈呼声，但却苦于找不到合适办法。由于总商会不同意焚毁日货，又提不出抵制日货的其他具体措施，各界均表示不满。国民大会筹备会致函告知总商会，至17日各行商须有具体办法，学生联合会更以类似通牒的形式宣称：“如至十七日商家无具体办法，该会必须脱离筹备会。”〔38〕总商会再次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对各界要求焚毁日货之激烈主张颇有不满情绪，有人认为“商会系保护商家者，抵制日货应使商人心里明白，自行抵制。”有人更说什么“专制时代之圣旨，仍有收回成命之请求，学生之命令叫吾们怎样吾们就怎样么？”〔39〕不过，与会者仍担心学生届时采取行动，议定截至12月底为止，次年不再订购日货。
    然而，总商会力图阻止爱国学生焚毁日货的努力最终仍未能产生效力。国民大会召开这天，爱国学生将许多店铺的日货装车运往会场，当场焚烧。总商会闻讯派人前往交涉阻止，但仍有大批日货被毁。事后，总商会解释说：“开国民大会之前，商会鉴于民气磅礴，遂亦自行开会，以筹市面维持办法。当经决定，体察国民心理，求商学各界免生意外。”对于日货被焚，总商会表示已一再从中斡旋，最后未能阻止实出无奈。此次事件之后，各界抵制日货仍继续进行。“商会为维持商务起见，不得不加入，共同与各界及学生筹商，以求共通办法，俾期与商业不妨进行。”〔40〕由此可见，在抵制日货斗争后期天津总商会的态度比较被动，只是迫于各界压力采取一些应变策略，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官府的联合高压，另一方面抵制日货、尤其是焚毁日货，势必给商家造成严重损失，商会素以维护商人利益而著称，因而对抵制日货斗争的进一步深入跋前踬后，这是天津总商会软弱的一种表现。不过，这样的表现并非仅产生于天津总商会，其他许多商会大都也是如此，是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