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政治危机到知识危机：晚清译书业的兴起
    译书本是不同知识体系间交换信息的寻常渠道。但历史上中国的译书业在经历了魏晋 至隋唐的繁盛后，长期沉寂，经明清之交的短暂浮现，到晚清才真正蔟涌而兴，这绝非 文化交流内在规律使然，而是由政治层面的需求推动的。也就是源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传 统政治与西方势力搏弈落败而对传统知识产生的压力。众所周知，在为传统政治提供合 法性解释的传统知识内部，有三个相互支撑的结构，即“天人相予”的道统，解释传统 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道器有别”的治统，说明治国所恃的知识资源，所谓“立国 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夷夏大防”的邦交准则，这 既是一种以天朝为中心的地理观，又是一种华夏文化优越论。然而，上述结构为传统政 治提供的合法性解释，在天朝与外夷的一次次较量中破绽洞开。人们不得不开始重估传 统知识的能力和可信度。尽管，最初有这样觉悟的人凤毛麟角，但从林则徐、魏源、徐 继畲等人的议论中可以发现这种趋势的滥觞。
    最早与英夷较量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对彼“船坚炮利”与我“器不良”、“技不 熟”之差距于战局的左右深有感触。（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页。）魏源、徐继畲等人则痛斥传统地理知识的荒谬，谓 “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藩在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徒 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注：魏源：《圣武志》卷12，中华书局，第498-499页 。）以致中英已经开战，道光帝竟不知对手方位何处，方圆几何，结果，道光应付英国 问题，只好依赖他处理东突厥斯坦这些伊斯兰边境军队和商人的经验。（注：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稍后的李鸿章更是直指传 统知识的鼻祖孔老夫子，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注：杨国强：《百 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50页。）由此可见，这 些最早开眼看世界之人都在一定意义上将时局的危机与传统知识的危机联系了起来。
    那么如何补救传统知识的局限呢？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译书之 路。尤其是林则徐和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提出“访夷情”，“译西书”的主张。林 则徐还专门聘请译员为属僚，翻译西方资料，辑成《华事夷言》，开了晚清国人译书的 先河。接着他又编《四洲志》，魏源编《海国图志》、徐继畲编《瀛环志略》、梁廷楠 编《海国四说》等书。这些都是国人最早突破华夏中心的地理观念编写的介绍西方沿革 和舆地的书，他们编书的主要资料多来自洋商或传教士的赠予。（注：史革新：《中国 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2页。）《四洲志》是林则徐请人 译述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加以编辑而成的。《海国图志》又是以《四洲志》的 译稿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基础汇编而成。所以，这些书在一 定意义上是编译的，尽管他们并非译自整本的西书，但表现出资料汇译的性质，他们应 该是晚清译书业兴起的初潮。其演展的目标逻辑清晰地表现为：时局危机—对传统知识 的质疑—译书以补全传统知识—化解时局危机。亦即魏源所表白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
    与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同样重视译书的是传教士。虽然，他们是把译书视为“以百万计 地感化”中国人的最有效的手段，与开明士大夫强调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截然不同。 但这两个给晚清政治带来变数的群体都看到了中国式微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知识的暗昧 。传教士已深刻认识到中国对新型知识的潜在需求，希望通过介绍非宗教的普通知识来 迎合中国社会之需，以减少国人对洋教的抵触，达到“输入最新知识，广布基督恩纶” 目的。诚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言：“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如同到其他国家去的一样 ，其最初的动机是引导人们接受基督教，而他们工作的偶然结果是推广了世俗知识。这 对世界已带来了充分的无可估量的好处，对中国则尤其如此。”（注：W·A·P.·Marti n:The Awakening of China,New York.1907,附录1，P281。）据不完全统计，在晚清译 书初起阶段（1867年前），新教徒所译非宗教书籍达108种之多。（注：费正清：《剑桥中 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38页。）而在1860-1890年代，晚 清译书业繁盛之时，传教士更是执其牛耳。这从反面印证了译书在改变知识危机—应对 政治危机这一逻辑关系中的地位。
    三、从知识扩充到知识转型：晚清译书业的质跃
    晚清译书业兴起后，至甲午中日战争前，译书活动基本上是在传统政治体系掌控之下 ，围绕传统知识的扩充而展开的。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民族的觉醒，特别是新式知识 分子力量的壮大，译书业已不再满足于补救旧知识体系的目标，而是越来越从传统体系 中游离出来，一步步朝着导入异质知识的方向发展。前后两个时期，译书的宗旨、主体 、主题和知识来源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转变过程与晚清时局的演化密相契合 ，使译书作为因应时局危机而向知识领域发出的一种吁求的逻辑更加凸现。
    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伴随着晚清政治中开眼看世界和洋务自强的主旋律，晚清 译书业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译书的主旨是扩充传统知识体系。虽然当时两大译书主体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表 述，但实际引入的知识内容是相似的。洋务派强调译书是在传统德性知识的统驭下，扩 充传统知识中的器艺领域，以适应清政府内政、外交的需要。即所谓“以中国伦常名教 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应世事，济时需”。（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 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5、261页。）而传教士则看重通过传播世俗 化知识，达到“援孔入耶”的目的。这一主旨直接支配着当时译书的选题、资料来源和 译书力量的成长。
    其二，译书力量呈现出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传教士与晚清官方译书机构合作的格局。 由于在扩充知识方面，洋务派与传教士存有共识，洋务派便充分利用传教士的各种资源 ，翻译他们急需的“时务书”。而传教士也十分迎合洋务派的心理所需，在译书的选题 、资料、人员、翻译技能培训和出版方面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一时期的译书机构主要 有洋务派创办的官方译书馆，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上海广方言馆等；以 及传教士独立创办的译书机构，如上海墨海书馆、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上海美华书馆、 格致书院、益智书会、广学会、天主教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等。但在两类机构中实际承担 翻译任务的主要还是传教士，翻译方式一般采取西人译、国人述，中西译者合作完成。 据《西学书目表》对甲午战前所译西书统计，中西学者合译西书123部，外国人译著139 部，国人独立译著38部。（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三年刻本。）在译书 主体中何以只有传教士和洋务派，而缺少民间译书机构？除了国人中缺乏翻译人才的因 素外，更重要的是有扩充传统知识的紧迫感的人士还主要局限于洋务派内部。顽固派及 地方绅士阶层大都还在矜持传统知识的优越，他们一方面阻碍同文馆招新；另一方面在 地方设立许多官书局，主要印刷出版经、史、子、集，形成与翻译出版业争夺读者群的 局面。结果导致同文馆学童流失，所译西书的发行也深受影响。比如，江南制造局翻译 馆所译西方技术书籍在甲午战前的30年里仅售出1.3万册，年均只售出400本。（注：梁 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22页。）可见，学西语，译西书，并非文化自在物 ，而成了政治与知识较力的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