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接连受挫的形势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方面的一批军政要员，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后的十三天，即12月25日，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举动，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同志，是不赞同的，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他们都曾说服过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举动，而张学良的回答是“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1〕所以，张学良最终还是亲自送蒋到了南京。这样一来，当时的人们对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就有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比如，当卫士营长孙铭九向周恩来报告了张学良已亲自送蒋走了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和孙铭九乘汽车赶到机场，想再一次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然而，当他们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早已飞上了天空。于是，周恩来无可奈何地感叹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霸天’，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2〕周恩来把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行为视为“负荆请罪”，一方面说明了周对张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结局有所预料，另一方面说明了周对张的这一举动，很是担心和惋惜。而博古同志则认为“少帅的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变态心理所驱使的人做出的一种行为。”〔3〕与张学良一道合作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则认为，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是一种糊涂念头驱使的结果，是“感情用事”〔4〕。以应德田为首的一批东批军少壮派将领则认为，“张学良将军虽然和蒋介石相处多年，但对蒋介石的流氓本质是认识不够深刻的，对如何预防、限制和避免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欺骗伎俩和狠毒凶残、睚眦必报的行为，他考虑得很少，甚至不愿加以考虑。这是他个人英雄主义的豪勇，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所造成的。“〔5〕从上述这些对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上，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都不希望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常常亦感情用事地假设，如果张学良当时听从周恩来等同志的劝告，他就不会亲目送蒋到南京，继而也就不会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扣留起来，失去自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东北军亦不会被将介石肢解。这些假设只能说是一厢情愿，至多说明了做这种假设的人们有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善良的愿望和假设为转移的。所以，我认为，在认识和评价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把认识和评价视野，仅仅局限在张学良后来反而被蒋介石扣留了起来这一问题上，而应当拓宽当时历史人物所活动的政治历史空间，去全面分析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蒋到南京，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到南京去行不行，以及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所产生的进步的历史意义等，只有这样，我们对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统一的、符合历史的正确结论。
    张学良为什么要亲目送蒋介石去南京？这的确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6〕。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绝对不是一时“感情用事”的结果。因为，时至今日，在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采访时，就张学良当年亲自送蒋回南京的问题，主持人问张：“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倒流，您还如此做吗？”张的回答是：“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7〕显然，张学良当时亲自送蒋去南京不是“感情用事”的结果。如果是“感情用事”，那么，今天的张学良就应该有所“醒悟”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张学良今天的回答还是“依然要那么做”。可见，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是经过理性思考过的，绝不是一时“感情用事”的结果。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蒋到南京去呢？研究表明，它是众多因素促进的。在这众多的因素中，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