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特别是租界建立以后，逐渐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演变为对外开放的城市。小刀会起义以后，租界由华洋分处变为华洋杂处，上海城市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由一个独立城市变成一市三治。此后，租界与华界文化相互影响，利益相互交叉。到1869年（注：本文下限定在1869年，因为这年会审公廨正式成立，标志着上海混杂型社会基本定型。），上海成为一种混杂型社会。
    所谓混杂型，要素有三：一是中西管理权限交叉，对于英美租界，西人、华人权力均不充分；二是中西利益交叉，华人在租界，西人在华界，均有一定利益，这两种利益有冲突，也有重叠，乃至在对抗太平军方面，租界西人与上海官绅形成统一战线；三是法律混合，会审公廨同时适用中西不同法律，遇到矛盾时就协商、妥协。
    一、两种开放：开辟通商口岸和华洋混处
    上海在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1845年设立英租界，以后相继设立法租界、美租界。按照《上海土地章程》。三租界开始时均为西人居留地，实行华洋分处原则，华人可以到租界里进行买卖交易，但不得入内租地、造房、租房、居住（仆佣除外）。
    华洋分处的原则，并不是按照事先预定的某一条约或某种模式确定的。《南京条约》对于通商问题只作了原则规定，只称“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对于如何居留并无规定。1843年订立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此作了一些解释。第七款写道：
    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页。）
    这个附约也没有规定华洋分处的形式。据研究，上海租界华洋分处的原则，主要是上海道台的主张。宫慕久在隔离政策背后的理由，既是担忧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会玷污他所坚信的儒家规范，也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外国人，而这一想法的源头则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广州制度（注：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在华洋分处格局下，上海租界洋行持续增加，1843年有怡和、宝顺等5家，1847年为24家，1852年发展到41家。上海对外贸易额迅速上升，1852年以后超过广州，名列全国榜首。但是，租界社会发展并不快，人口增加幅度不大。1843年，英租界统计在册的外侨人口为25人，1850年，上海所有外侨为210人，其中法租界约10人。在此格局下，英租界因人少事简，与市政有关的机构，是所谓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由三名租地人组成，负责评估租地人的地产价格，确定征收建筑和维修道路、桥梁所需税款，募集建造码头的费用，如此而已。
    如果这种格局一直维持下去，那么，上海租界就会如同广州沙面那样，范围不大，市面冷清，影响有限（注：广州沙面租界一直实行华洋分居，不允许华人进入，更不准华人居住。因此，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沙面租界的外侨人口不超过2000人，加上为外侨服务的中国职员、工人、佣人约4000人，实际居住人数不超过6000人。由于人口稀少，租界显得相当空旷。这就使得沙面租界实际上成了一个纯粹、小型、自我封闭的外侨居住区。其中除了19个外国领事馆和外商机构外，只有一个工部局、巡捕房，以及为数不多的教堂、生活服务设施等。租界没有商业街，没有工业区，文化、教育、传媒机构也很罕见。见乐正：《近代上海的崛起和广东的失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然而事情在1854年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