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混合法庭：会审公廨
    关于会审公廨，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这里要特别论述的有三点。
    第一，会审公廨的产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1853年以前，上海租界司法状态是华洋分理。按照不平等条约下的领事裁判权，凡外国侨民与中国人之间的案件，如遇该国侨民为被告，应交该国领事按其本国法律处理。凡该国侨民相互之间的案件，中国官厅不必过问。根据这些规定，英、美、法等国相继在上海设立了领事法庭，受理各种以本国侨民为被告的民刑案件，至于租界内以华人为被告的案子仍交华官处理。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也体现了这样的原则。《章程》第8条载：倘有租主逾期不交地租，领事官应按本国欠租律例处理。第12条载：倘有赌棍、醉汉、乞丐进行扰乱并伤害洋商，领事官知照地方官员，依法判处，以资儆诫。1853年华洋混处以后，鉴于中国地方政府无暇顾及租界内的司法，外国领事和租界当局遂自动担负起界内的司法管理。在英、美租界，华人的违警案件和民刑案件概由英、美领事受理。其中，除将案情十分重大的移送华官外，余皆由领事审结，在界内处以拘役等刑。1854年工部局成立后，决定各董事依其姓氏的第一字母为序，每周轮值，审讯巡捕拘捕之人，并在听诉后决定将其释放或移送领署。1855年，仅英领署审结的案件就达500余起。这是演变的第一步。
    1855年以后，随着小刀会起义的失败和清朝上海地方政权的恢复，外国领事一度将对华人审判权力移交给中国政府。但是，英国领事和租界当局对于上海地方官的司法状况相当不满，据说：
    所有由工部局巡捕在外国租界（法租界除外）内拘捕的案犯，每天常有20起，均被带到英领或美领处，然后由他们交捕头解送邻近城里的中国地方官厅。由于证人没有到场和准备华文材料之困难，有相当一部分案子虽然起诉书写得很详细，但在中国地方官面前，诉讼往往徒有虚名。据报，在许多案件中，罪犯稍事拘留即行释放，而且复回租界，窃盗犯罪如故。（注：A.M.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 p.46.）
    这种司法方式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绝大部分案子中，县城里的地方官仍仅仅停留于指控，除非犯人自己坦白或强迫使之招供，实无其他方法据以定罪。于是，相当一部分罪犯在过了几天难受的监禁生活以后就逍遥法外了，而一个清白无故的人却常常因待审而长期被拘押。（注：A.M.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 p.46.）
    上海地方政府的司法状况，直接影响到租界的治安。鉴此，1863年，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在与上海道台黄芳订立的美租界划界章程中，首先剥夺了中国官员在美租界的逮捕权和对无约国人民的管辖权。同年12月，以英、美为首的各国驻沪领事联名致函上海道台黄芳，要求代表中国官厅将管辖公共租界内无约国人民的权力授与工部局。其理由是上海地方政府对于无领事代表之外人“既不愿行使职权，又鲜他法加以取缔，此类危险分子实有制定取缔条例之必要。”黄芳为了省事，居然复函同意，表示“无领事代表之外人与大众杂交，同用外国语言，本官厅实无从辨别管理。来函请由贵领事等代表本国授权与工部局，取缔此类外民，同时由贵领加以监督，以免贻误等情，尚觉妥善。”（注：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36页。）这是演变的第二步。
    1864年5月1日，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设立，主审官为上海道台委派的理事。首任理事为陈宝渠，首任陪审官为英国副领事阿查立。这个衙门每晨在英领署开庭。最初仅受理公共租界内的华人违警案件与以洋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以及以无约国人民为被告的刑事案件。至于以洋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初由领事与华官文件往来办理，到1864年10月，始与以无约国人民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同归该衙门审理。其中，华人违警案件一般由工部局捕房拘解，理事单独审断，而民刑案件则均须有外国陪审官陪审。由于理事官职低微，凡民事案件，道台另委海防同知于下午开庭主审，平均每周2次。上述案件如有上诉，均由道台受理；如其有涉及外人利益者，则由领事陪审。凡平时审案中有外国陪审官与中国审判官意见相左而无法审断者，也作上诉案件处理。这是演变的第三步。
    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运行几年，因为中西法律制度差异，在理事与陪审官之间屡生矛盾，终因是否实行来自西方的苦役制度而激化。经过谈判，1869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式成立，廨址设在南京路。
    第二，会审公廨是上海地方政府设在租界的法庭。根据《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组织办法及管辖权限如下：
    会审公廨由上海道选派同知一员主持。廨内应用通事、翻译、书差人等均由该谳员雇用，并酌雇外人一两名，为办理无约国人犯罪案件之用。公廨所需经费按月赴道台处具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