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租界华人税收方面进行合作。1854年工部局成立以后，鉴于租界内华商使用租界码头，决定对其征收码头捐，每家每年征收50元，实行不久，因遭到华商和上海道台的反对而停征。租界当局多次向上海道台交涉，1857年上海道台同意每年统一捐钱给工部局，抵充租界内华人的码头捐，1858年定为2000元，以后不断增加，1863年为4000元，1864年6000元，1865年8000元，1866年10000万，1867年增加到14000元（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杭州，江南震动，迁居上海租界的华人增加到30万，两年后增加到50万（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为了筹措军饷，上海道台与租界磋商，要求对租界内华人征收各种货物税，遭到拒绝。英美租界同意，中国政府放弃对英美租界华人征税，将租界内华人房捐的一半让给上海地方政府。同年，上海道台与法租界议定，从7月1日起，法租界内华人税收全部归法租界，但要将增加的房捐收入与上海道台对分（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上海道台之所以要代租界内华人缴纳码头捐，因为在他看来，租界无权向中国商人征收捐税。至于军饷与房捐的交易，那虽然是权宜之计，但其潜台词是上海地方政府依然有向租界华人征收捐税的权利。
    其三，联合禁止赌场。1864、1865年，上海道台与两租界在禁止开设赌场问题上进行合作，共同禁止在上海开设赌场。赌场多开设在租界，租界的行政费用，很大一块来自赌场，同治初年每月达五千两。1864年春，署上海道应宝时与英国领事、租界当局商量联合禁止赌场，没能完全达成协议。同年夏天丁日昌接任上海道台以后，经与外国领事、两租界当局一再磋商，英美租界态度比较积极，法租界一开始不予合作，到1865年，终于达成联合禁止赌场的协议。
    其四，联合进行洋泾浜疏浚和造桥工程。洋泾浜是英美租界与法租界的界河，也是租界西面华界地区通往黄浦江的一条重要河流，由于倾倒垃圾，河泥淤塞，航道不畅。1864年，工部局开始制订疏浚洋泾浜的计划，翌年，工部局与道台联系，希望获得支持，道台慨然允诺。1866年，道台允支疏浚工程总经费4000两银子的一半，即2000两。工部局计划在洋泾浜与黄浦江交汇处建造一座新桥，道台亦允支其经费的一半。工部局在洋泾浜的山东路、福建路、江西路口造桥或修桥，道台均分担了费用（注：马长林：《上海公共租界的开辟和早期工部局职能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
    此外，1856年英租界扩建外滩30-40英尺，上海道台资助了一笔钱（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578、627、590页。）。1866年，英美租界、法租界共同办理消防事务，上海地方政府也予以资助，费用由租界、保险公司、中外商家、上海道台共同承担（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
    1860年代，华界与租界最大的合作，是成立中外会防局，联合抵抗太平军。
    自租界实行华洋杂处以后，华人便成为租界居民的主体，华人绅商在租界的利益日见加大。至于租界的洋商，其商业伙伴本来就多为华商，彼此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此外，租界西人与华界有多方面的联系，单传教士在华界所设的教堂便有多座，诸如南门外有法国传教士的董家渡天主堂，县城里有英美两国不同差会的教堂六座。基于在上海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租界西人与华人官僚绅商结成了反对太平军的同盟。
    1860年5月，正当太平军准备进攻上海之时，英、法两国公使在上海联合发出公告，表示决心以武力保卫整个上海，“上海城区亦在保护之列”，上海道台吴煦则将此公告四处张帖。英法联军千余人布防在上海各处，包括县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华尔组织的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是外国出人、出武器，上海官绅吴煦、杨坊等出钱。1862年1月，外国殖民主义者和上海官绅联合成立中外会防局，正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太平军，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驻沪军队司令、上海道台、著名绅商等均参与其事，乃至合署议事。
    在上海历史上，外国殖民主义者与华人绅商联合反对或抵制战乱，比较重要的有三次，这是第一次，另外两次是1900年中外东南互保事件与1924-1925年反对北洋军阀的齐卢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