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台所争，实际是对租界华人管辖权的问题。租界当局对此不予合作，上海道台也无法执行登记、具结等规定。
    上述两种开放，第一种开放，即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是上海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第二种开放，即租界向华人开放，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混处，是上海由普通沿海城市变成特大城市的基础。第一种开放是第二种开放的基础，第二种开放对于晚清上海政治、社会的发展，影响更为深刻。众所周知，近代上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与租界的繁荣、租界的特殊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租界人口主体部分是华人。如果没有华洋杂居，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后来的上海。
    第一种开放与第二种开放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华洋混处的直接导火线是小刀会起义，而小刀会起义的发生，与上海开埠以后人口结构、官员结构发生变化有相当大的关系。
    开埠以前，上海本有不少外地商人，主要来自山东、山西、江西，浙江的宁波、绍兴，安徽的徽州、宁国，福建的泉州、漳州、汀州、建宁，广东的潮州等。开埠以后，客商更多，有不少人在上海定居下来，其中，广东籍、福建籍最多。至1853年，上海据说有广东人8万，福建人5万。其时，上海县城人口总共20多万，粤、闽等客籍占了一半。粤、闽、浙濒海之人，每多恃勇好斗、愍不畏死之辈，这些人来到上海，给上海民风、社会秩序带来新的问题：
    上邑濒海要疆，莠良错处。闽广之徒，有睚眦怨辄械斗，虽戕人勿论，盖旷悍慓疾，其习常然也。（注：佚名：《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5页。）
    历史很有趣。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和上海道台吴健彰都是广东人，都是在上海开埠以后，由广东北上上海的，两人也相识。上海道台吴健彰的上台与活动，与上海开埠以后官员结构变化很有关系。吴本为广州十三行之一同顺行的行商，以捐纳而为候补道员，早在1842年便来到上海。他从宫慕久担任上海道台开始，便事实上成为上海地方政府办理外交的参谋。宫慕久曾以他为助手，咸龄去职、麟桂到任以前，他还代理过一段道台。上海开埠以后的第一任道台宫慕久，并没有什么外交经历，在职四年，处理外交事务还算平和得体。其继任者咸龄、麟桂，均为满人，都有一些外交经验，在处理外事方面，均“墨守广东经验”，不明西方情形和近代外交特点，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注重个人关系，都被证明是无能的外交官员（注：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第44、50页。）。1848年青浦事件以后，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很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知道外国情况、容易打交道的人。于是，在洋行里干过事、与外国人比较熟悉、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合适人选。吴健彰是上海第一个由商人、买办而担任道台的人。可以说，没有上海开埠，就没有吴健彰这段仕宦生涯。
    吴健彰做上海道台，其政策是为广东商人买办服务的，广东商人买办在承揽业务、走私贩毒、偷税漏税方面的便宜沾了不少：
    鸦片战争后，有一批广东和福建的商人、买办、语言学者来到上海，他们被相似的生活习惯、相似的社会风俗、相似的语言和经济目的维系在一起，吴健彰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领袖和政治代表。（注：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第44、50页。）
    道台衙门里所有下层工作，包括书役、差役，都由广东人充任。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40名广东人为警卫。
    小刀会起义很快取得成功，与刘丽川在吴健彰周围的广东人当中策反有关。刘丽川于1849年来上海，贩糖，为丝茶栈伙，来沪以前就参加了天地会。他利用同乡关系，将吴健彰身边的警卫都发展为小刀会会员。起义一爆发，衙门上下都变成头裹红巾的小刀会成员。起义军冲进道署时，吴健彰还蒙在鼓里，下令开炮，左右随从都推说不会。
    小刀会起义提前爆发，也与吴健彰左右随员通风报信有关。小刀会原定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发动起义。这时，隐蔽在吴健彰身边的小刀会成员报告，道署中藏有40多万两银子，近期将被运走。为了这笔巨款，小刀会决定将起义提前。9月3日（八月初一），吴健彰到天后宫进香，小刀会拟在途中袭击，后因吴加强了防卫而未下手。9月7日（农历八月初五），县城内的文庙照例要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小刀会借着这个机会发动了起义。可以认为，假如吴健彰身边没有小刀会的暗探，则小刀会起义将是另外一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