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为了尽早实现抗日大计，是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知道，在西安事变还未发动之前，张学良在一次布置捉蒋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他向与会者强调：“我们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拥蒋抗日，只要他（指蒋）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8〕这说明张学良捉蒋的态度和目的都是很明确的，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战，张学良就会答应蒋介石的所有要求，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当事变发生后，在12月18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去会见了蒋介石，在周恩来先告辞后，蒋介石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看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我是领袖、委员长，这么高的地位，让你们来这一下子翻了船，我什么都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只好安慰这位曾不可一世的委员长，“不会的，您不要这么说了。”这时的蒋介石打开了话闸，开始向张学良“诉苦”：“我怎么不这么想啊，以后我怎么回南京？天下人怎么看待我这个委员长？他们会嘲笑、讥讽说：瞧呀，蒋某人就象一条狗，给张学良打了一顿，又夹着尾巴逃回南京了！姓蒋的开口闭口是礼义廉耻，可如今让部下捉弄了，他不也没办法，忍着吧！”张学良听了蒋介石的这席话后，有些无地自容，于是继续安慰蒋：“您别说了，以后谁这么讲，我同他拼了！”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有些哥们义气的话后，也继续激将张：“你同谁拼啊，南京连代表也不派，分明是要把我置于死地，他们散布我的流言蜚语，能和你说吗？我算是认了。我回南京后，我的地位、金字招牌被你们砍倒了，我发布的抗日命令谁还听？”蒋介石说到这儿，伤感地伏在桌上痛哭起来〔9〕。张学良听到这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战。假如不采取一定的方式恢复蒋介石的威信，那么，蒋介石回南京后发布的抗日令有没有人听，的确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蒋发布的抗日令没有人听，这不仅会违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初衷，而且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如果这样，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遣责张学良，张学良又要背上类似“九一八事变”后的黑锅。正是基于此，所以张学良有些激动地说：“我是军人，说一不二，只有您真心抗战打日本，您回到南京，下令怎么处置我都行！”张学良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继续说道：“委员长，这是我的真心实意！为了使您的声望更高、权力更大；为了抗日，收复东北，我宁愿学廉颇负荆请罪，在天下人面前表达您我之间的清白和伟大！让天下人知道，我张学良这次兵谏纯粹是为了抗日，绝无个人企图！让天下人看看，您回南京就发令抗日，不愧是中国的贤明领袖！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可以陪您到南京，我说到做到！”’〔10〕以上说明，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尽早实现抗日大计。这其中虽然有蒋介石玩弄的圈套，如蒋伏在桌上伤感地哭泣等，但是，这些只能是表面的因素，张学良当时再傻，对蒋的这一圈套是看得出来的。既然张学良看出了蒋圈套，那种说张学良是中了蒋的圈套而亲自送蒋去南京的说法，显然不符合逻辑和事实。
    第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误解和指责，使张学良意识到只有亲自送蒋去南京，才能澄清苏联对张的误解和指责。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张学良自然关注和重视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反响。张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的谅解，消除中东路事件前嫌，以达到联苏的愿望，结果是恰恰相反。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苏联的报纸和广播，一直指责张学良是“以抗日运动为投机”，“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势力的团结”，甚至还无端地捏造，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可能是受日本的指使而然〔11〕。其实，苏联的这些评论和指责，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全国统一抗日，他并没有对蒋介石有取而代之的任何图谋。扣蒋的目的是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苏联的这些无端指责，毫无疑问加重了张学良的思想负担。按照一般的逻辑，在张学良看来，唯有亲自蒋到南京去后，才能洗刷掉苏联的这些无端的指责和误解。所以，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与苏联的指责不无关系。
    第三，西安“三位一体”的存在和当时还扣留于西安的十几位南京方面的军政要员，增强了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信心。张学良在离开西安之前，对他的下属应德田曾说过：“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随便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12〕这说明，张学良当时决定亲自送蒋去南京，与西安“三位一体”的存在以及扣押着南京方面的十几位军政要员这些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张学良自信，如果你蒋介石要扣留我，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不仅不答应，而且还会继续扣留南京方面的军政要员来“讨价还价。”你要南京方面的军政要员，只能把我张学良放回西安才行。这是张学良没有看穿蒋介石阴谋的一种天真推理。事实也是如此，当蒋离开西安到洛阳后，就要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报，要求释放南京方面陈诚等四位大员。张学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有损抗日大计，只得服从。当西安方面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其内部已产生了分歧，结果把南京方面的十几位大员一起全部释放，从而使日后救张工作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