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知识转型到政治转型：晚清译书业的逻辑依归
    晚清社会发展的主线既是救亡图存，也是传统向近代转型。两者都离不开传统知识的 进化。晚清译书业作为传统知识进化的推进器，其兴起、壮大和质跃的发展逻辑，不仅 伴随了传统知识的近代化，而且贯穿了政治面从洋务自强、维新变法到革命的全过程。 尽管最早倡导翻译西书的先贤们是希望以此来扩充传统知识，进而增强传统政治的整合 力，但晚清译书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却注定会在推动传统知识转型的同时，推动传统政治 转型。
    其一，译书业引入的异质知识和思想，解构了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知识基础。如前所述 ，支撑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知识基础是“天道”、“治道”和“华夷”之道。“天道”唯 常，“治道”唯礼，“华夷”之道尚别，维系着传统政治权威一劳永逸地源于天、长于 礼、高于夷的神话。但是，晚清译书业在兴起、壮大和质跃的进程中，累积起了一个全 新的知识结构，它不断地撞击，并最终瓦解了传统知识体系对传统政治给予的合法性解 释。这个全新的知识体系以自然律、社会律和法律为基本构件，与传统知识体系的旧结 构形成鲜明的分野。《天演论》《民约论》《法意》等哲学和政治学著作的译行，无疑 是对“天道”唯常、“天不变，道亦不变”论的最有力的叫板。而《代议政体论》《穆 勒约翰自由原理》（《自由论》）《原富》《富国策》《国债论》《群学肄言》以及大量 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书群的引入，则是对“治道”唯礼、“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说的最好驳辩。《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 》和《海国四说》更是给“华夷”之道鼓吹的“天朝”中心论上了一堂启蒙式的地理知 识课，其对传统知识的攻击力不辩自明。
    其二，译书业对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分化和解体有推巨臂之功，动摇了传统政治合法性 的阶级基础。在传统的知识权力化社会背景中，士人群体是传统秩序的主心骨。他们从 社会教化、社会公益事业、民间社会治理、行政辅助、城乡联结、官民沟通等诸多方面 给予了传统政治体系尽可能的支撑。如果士大夫不分化，不解除与传统政治的联姻关系 ，政治转型是难以开启的。晚清以前，士人群体与传统政治的联姻曾面临过一次又一次 的同质性危机，但每一次都得到修复，也没有引致政治转型。个中原因除了双方是一个 利益共同体外，还因为士大夫与传统政治的互动是在同类知识的封闭循环中进行的，从 深层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治理知识都没有可选性因素以诱发两者的分裂。然而，到了晚 清社会，士人群体与传统政治的联姻面临的是异质性危机，晚清译书业为因应异类危机 之需，率先引入异类知识，就如一石激起千重浪般地打破了士人与传统政治联姻所依凭 的传统知识的封闭循环。从此，士人群体内部便开始了对中西方两个知识体系的比较和 论争，先后出现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师夷”与“拒夷”之争，洋务派与维新派之 间的“体”、“用”之争，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民主平等”与“纲常名教”之争。 结果，“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熏陶与文字启示之中国官绅，多能感悟领会而酝酿觉醒思 想，”（注：王尔敏：《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序言，（台）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 ，第3页。）对西学持“放眼了解—师夷制夷—无限量引进”态度的士人逐渐成长为社会 的主流，并最终从传统士大夫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新型知识分子，而那些固守“夷夏大 防”、“中体西用”和“纲常名教”的传统士人却渐成社会的微音，知识领域的各种力 量再也没有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弥合过。传统政治再也找不到可联姻的社会结构，不得 不接受被替代的命运。译书业给传统士大夫阶层带来的争斗、分化和转型，可以从以下 叙述和评价中窥见一斑。如译书初起之时，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甫经付梓，即腾谤 议”。（注：史革新：《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2页 。）洋务运动时期，改良思想家王韬曾赞扬说：“上海制造局中所译之书，无所不备， 实足以开风气之先，而变儒生之积习。……著功之广，足以转移人心”。（注：王韬： 《上丁中丞书》，《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第123页。）到了清末，邹容代表 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译书业发出了由衷的感激，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 得斯鸠万法精神、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 （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其三，译书业壮大了新型公共空间的力量，孕育了新型政治的社会基础。关于传统中 国公共领域形态的讨论已有很多。综合而论，近代以前中国的公共空间主要集中在社会 公益及商业领域，如义仓、善堂、会馆之类，它们基本不介入政治过程；近代以后中国 的公共空间除了上述形态外，还新生了报刊、新式学堂和学会等形式，它们不仅讨论政 治话题，而且多不受官方节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批判性等特征，按照哈贝马斯的标 准，属于新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范畴。（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页。）晚清译书业就是这些新型公共空间成长的思想补给站 。晚清国人译书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国人办报发端于50年代末，国人开办的新式学堂 即便从同文馆算起也是6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真正开办新学的高潮是在清末最后十年， 而学会也是迟至维新时期才发展起来。显然，译书业是晚清社会最早的传播新知识、新 思想的公共机制。正是译书业开了新学之风，培育了最早的新知识读者群，与传统知识 体系作了最初的较量，才为后续公共机制的诞生储备了思想和人力资源。报刊、新式学 堂和学会相继出现后，译书业又与它们形成了良性互动，成为这些新型公共空间的强力 支撑。许多西学名著如《天演论》《民约论》《哲学原理》《群学肄言》等译出后都曾 在报刊上连载（有的是部分连载）过，而许多有影响的报刊《申报》《万国公报》《新民 丛报》《浙江潮》《国闻报》等都辟有译丛专栏，及时刊译西学新著，使报刊在传播西 学方面增添了厚重度，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例如，《万国公报》开宗明义地宣称：“本 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工业、及一般进 步知识的期刊”，成为介绍西学的佼佼者。正因如此，其订阅量一路攀升，从1889年的 1000份，发展到十年后（1898）的38400份，居当时各刊物之冠。（注：史革新：《中国社 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译书业对新学堂的支持更加 直接。因为，译书业为新学堂开设学科门类提供了蓝本，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 会学、逻辑学等学科都是旧知识体系中所没有的，相关西学名著的翻译为新学堂引入了 一门门新学科和新课程，竖起了全新的教学眶架。此外，译书业还是新学堂教科书、工 具书等教学资料的供应源。例如，成为清末译书业领头雁的商务印书馆，为顺应新学兴 办之需，明确将编译出版学校用书作为其业务中心，是全国教科书最主要的供应商。可 以说，没有译书业的支持，新学堂之“新”就会是无源之水。译书业也是维系清末学会 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清末学会虽有维新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之分，但都将“新民” 作为其最基本的活动内容，只不过“新民”的主导方向不同罢了。“新民”活动的具体 方式主要包括聚众宣讲、办报刊、兴学校、办科学补习所、创建藏书楼等。这些活动的 思想和知识资源大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译书业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活跃于晚清各个时 期的报刊有一千余种；（注：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 3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 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7年。）至1909年，兴办新式大学和高等专科学堂124所、师范 学堂541所、实验学堂254所、女子学堂298所；（注：参见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 近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刘秀生等：《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各类学会2000多个，社团270个。（注：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可以说，在辛亥革命的枪声摧毁传统政治的躯 体之前，这些新型公共空间，就已经从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上瓦解了传统政治的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