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译书的主题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技艺之学。基于扩充传统知识的主旨， 此时译书的选题都是应洋务派之需而定，即便是教会独立译书也很注意选题不越当局的 红线，极少翻译西方新思潮、社会制度之类的反体制书籍。当时译述最丰的传教士傅兰 雅曾谈到与清政府在译书选题上的歧见，谓清廷“今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 译某书”，而自己“本欲作大类编书”，有系统地“按西国门类分列”，完整地翻译西 学知识，结果未如所愿，只得“与华士择合其紧用者，不论其书与它书配否”，进行翻 译。（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5、26 1页。）不过，此间所译之书虽不成体系，但涉及的范围却囊括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特别是在应用 科学方面，与时需联系紧密的军备、器械、船舶、冶炼、化工、采矿、纺织、驾驶等一 应具有。形成了晚清译书的第一个高潮。
    其四，所译书目均来自欧美国家。因为译书的重点是弥补传统知识的技艺方面，而欧 美得科技发展之先，所译书目均来自欧美国家是顺理成章的。如《西学书目表》所录鸦 片战争后至1896年间出版的西学书籍凡353种，全部译自欧美国家。
    综而观之，甲午战前译书业的总特征表现为：政治面统驭知识面，知识面服务于政治 面，全然是一种体制内性质的译书。
    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旧知识体制下嫁接新知识的洋务自强运动遭到社会的抛 弃。译书业更是率先跨越了旧知识体系的界线，实现了质跃。
    其一，译书主旨突破了扩充体制内知识的界线，朝引入异质知识方向转型。清政府在 甲午战争中战败，表面上看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实际上是在“中体西用”框架下，数十 年扩充传统知识努力的失败。尽管此前的译书业对补足传统知识的技艺方面有推巨臂之 功，仍不能充分动员社会，无济于政治危机的根本解决。正如日人稻叶君山所评，“自 曾国藩时代所创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 ”（注：稻叶君山：《清代全史》卷下，中华书局，第30页。）所以，当政治运动的主旋 律由洋务变奏为维新和革命时，作为知识运动主战场之一的译书业就不再停留于体制内 知识的修补，而是将导入异质知识——维新和革命的知识为己任，进入了梁启超所说的 “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尽量输入”的阶段。（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 局，1954年，第65、71页。）
    其二，随着译书主旨的转换，译书力量也出现了全然不同的组合。甲午战后的译书业 是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导，民间译书机构和教会共同操持的。据《译书经眼录》的资料 显示，辛亥革命时期，国人译著西书415部，中外学者合译33部，外国人翻译35部。（注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民国十六年刊本。）同时，活跃于译坛的机构除了前面已 提及的教会组织外，主流是战后兴起的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民间译书社团，如商务印书馆 、译书汇编社、广智书局、教育世界出版社、启新书局、励学译编社、合众书局、翻译 学塾等等。新生的译著人员主要来自自由职业者，如教员、学生、编辑、记者、医生和 科技工作者等，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西式文化教育，不仅所译作品数量多，而且译书 质量也上了新台阶。这些景观显然与战前由传教士和官译局主导译界的情形恰乎倒置。 正是由于民间力量对官方力量的替代，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士大夫的替代才支持了译书 界从体制内译书向体制外译书转型。这一时期，译书业在开拓新的读者群方面也取得了 可喜的进展，译著的行销量呈明显放大的趋势。以广学会所译书籍销售情况为例，1894 年为一千余元，1897年为一万五千五百元，到了1902年猛增至四万三千五百余元。（注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
    其三，译书的选题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重视反映新文化、新政治思 想和新社会制度的著作的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类似于传统知识体系中 的德性知识，在“夷夏大防”的华夏中心论主导下，中国传统的德性知识具有优越性， 需要补充的只是技艺知识。因而，在旧译书体制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类著述属抵制 之列，至少是不提倡的。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后，传统士大夫就“欲举是书而 毁之”。（注：史革新：《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2 页。）然而，甲午战后，国人已不止于痛感技艺知识的匮乏落后，更把矛头放到了对传 统德性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和重建上。译书业是知识领域中最早做出反映的界别 之一，主要表现为对译书内容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类著述上升为首 要地位，自然科学和技艺知识退居其次。梁启超称之为“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 时期。（注：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载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 中华书局，1957年，第53页。）此期译述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无论是涉及的学 科、思潮，还是人物，都是前期鲜有所闻的。特别是《天演论》《民约论》《法意》《 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以及《道德进化论》等名著的翻译，不仅为国人带来 全新的社会政治思想，更为我国知识界初创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 伦理学、美学等学科门类，推动我国知识体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起了奠基作用。
    其四，译书的来源由以欧美国家为主转而以日本国为主。翻译日本著作或转译日本学 者译自西方的书籍，契合了译书界“政学为先”，“次以艺学”的选题方向。因为，日 本具有因政治维新而在短期内崛起的示范效应。同时，这一转向也蕴涵着一个如何将西 学本土化，以充分发挥新知识的实效的话题。日本也是较好地将西学本土化的榜样。所 以，此期的译坛出现了“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的景致。（注：梁启超：《清 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65、71页。）据《译书经眼录》的收录，此间出 版的译书533种，其中译自英、法、美、德、俄5国的译著131种，译自日本者321种，后 者为前者的2.5倍。
    可见，与甲午战前的情形对比，甲午战后译书业的总特征表现为：知识面摆脱政治面 的控制，并力图通过知识更新拖动政治的转型，具有鲜明的体制外译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