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显然，陈独秀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个别词句确是令人迷惑，例如：“（北伐）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但是，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却不难得出陈独秀写此文的真实用意之所在。
    首先，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国共关系。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都在向革命反扑，公开与人民为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的老右派云集北京，召开了所谓的“西山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等13人组成了“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共。西山会议发出的二号训令中提出各级党部都要进行清党，所属党员中有共产党者，要开除国民党籍；有职务者一律撤职；如多数为共产党员者，党部应予解散。还极力反对国共合作，鼓吹国共两党是水火不容的，根本不具备合作的条件。说什么一个空问不能容纳两个物体，国民党已大权旁落，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他们另立中央，公开分裂革命。而在广东革命根据地，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也开始和北方的老右派相呼应。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即“三二○”事件。借此，他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又打击了国民党老右派，控制了广州的局面，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垄断地位。5月15日，蒋介石又以“整理党务案”为由，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不得担任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等，“目的完全在压制共产党”〔14〕。“三二○”事件在客观上给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反动势力打开了闸门。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军七个军及海空军。根据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北伐出征后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部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
    蒋介石及国民党老右派的反共行为，引起了陈独秀及中共的一部分人的忧虑，但是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和进一步北伐，中共一直容忍。直到6月4日，中共才发表了《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示了对事态的一些意见。6月9日，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辨明了“三二○”事件的真相曲直，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但他还是希望团结蒋介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然而，蒋介石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和他所挟持的国民政府的行为，同中共的距离越拉越大了。蒋介石公开和老右派接近，蒋作典、田桐、茅祖权等老右派回到广州，广东地方的土豪劣绅势力也一天天抬头，组织民团武装与蒋介石的军队联合向农会进攻，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情时有发生。
    此时的蒋介石日益暴露出独裁及军阀作风。他竟然命令在黄埔军校内升挂“蒋”字大旗，吃饭时还让军乐队为他伴奏。为了筹集北伐军费，除发行公债外，他还打着北伐的旗帜，在农村征收各种捐税，强行发行战时流通券。这些做法势必会进一步巩固地主、高利贷者和官吏的地位，但却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有甚者，在征收的捐税当中竟以鸦片税作为主要军饷来源，使得广东农村毒、赌遍地，风气败坏。陈独秀为此诘问：“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15〕针对这种严重的事态，陈独秀以一个政治家的风范撰写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说：“若其中夹杂有投机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在农民问题上，他指出：“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共的主张：“国民政府之北伐军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蒋介石反人民的军阀本性已露了出来，因此，陈独秀怀着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写下了这篇文章，提醒共产党及民众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应高度注意、提防，此文也是共产党人对蒋介石一次很大的鞭鞑。
    其次，还应看到当时南北关系发展的局势。当时吴佩孚南下湖南，唐生智在湖南的国民革命军不敌吴的进攻，国民政府为了两广根据地的安全需要，于1926年5月派李济深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进入湖南作战，北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陈独秀针对当时的局势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中指出：“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阀，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国民党内一些人看到“不是怎样北伐，而是怎样防御”的词句，便认为陈独秀反对北伐，动摇军心。其实陈独秀这样说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国民政府的北伐也的确是先从战争防御开始的。这时不仅要防御吴佩孚的南侵势力，还要肃清广东根据地的土匪势力，解决地主豪绅的武装，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防御陈炯明、林虎、魏邦平反动势力的进攻，对这些反动势力要尽力粉碎；同时，还要注意香港的帝国主义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反扑，所以广东政府出兵的第一步就必须是先做好防御。后来，在唐生智已攻下长沙，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势力已渐次崩坏，现在吴佩孚不但是没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在问题。”〔16〕所以，中共指出：“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17〕。这也就点出了广东政府出兵的第二步，即从战争防御转入进攻（正式北伐），这与陈独秀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看法就是当时最客观存在的局势，也就是北伐开始于防御。
    再次，在北伐军问题上，国共两党意见分歧颇大。中共主张统一编制，补充足额，除李福林的第五军不编入北伐军作战外，余下各军都要有一个统一的编制。而蒋介石却持相反的意见，主张一面打仗，一面练兵，各军按原有兵员械器编制，其目的是扩充他自己的军队，即嫡系第一军，极力反对各军均衡发展，以便他以后可以凭实力操纵其他各军。当时，陈独秀个人认为共产党应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但共产国际的鲍罗廷提出反对，强令陈及中共：目前共产党应为国民党作苦力。所以从力量对比上看，北伐军明显力量单薄，而北洋军阀却是“兵强马壮”。此外，蒋介石还以北伐为借口，压抑广东的工农运动。第五军的李福林部以剿匪为名，镇压农民运动，破坏农会，可见军队的革命意识上还有问题。针对这样的兵力与意识，陈独秀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中指出：“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之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
    可见，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一方面，北伐只是一种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另一方面必须防止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的利益。而蒋介石等人对待此文却持断章取义的态度，置陈独秀的善意提醒于不顾，攻击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是反对北伐的，达到了他的某些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