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明萌孽于近代社会变革，发轫于五四新文化，却是在三、四十年代才成熟、发展起来的。然而近年来，学术研究一直侧重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起点，而对于三、四十年代尤其抗战前后民族精神的发展，文明构型的抉择却一直忽略了。现代文明曾经历过改良、革命与建国几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亦即文化启蒙、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三个历史时期。近代的文化启蒙，新文化的思想变革，三、四年代的文化建设，归终促使了现代民族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现代人文基础。对此，我们应有更深入些的研究，以对百载以来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历程做出应有的历史归结而介入新世纪的文明抉择与发展战略。
    一、抗战前后的文化论争与现代三大思潮人文基础的形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早在20年代，便出现了影响长达10年之久的“东方文化派”，包括甲寅派和学衡派及新儒学派。做为世界范围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影响，它说明战后的东西方世界对物质文明反思和一种普遍的精神渴望的文化需求的产生，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现代化”与“世界化”是一个中西交流、融汇的互动结构与整合过程，而不是单一的“西化”，即它是各民族汲取世界文化之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新创造与发展，而不是单一模式的演绎。
    东方文化派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梁漱溟先生在《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的“三路向”文化观，它对中西文化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和反思，认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分别代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文类型，西方是向前向物的，应是人类征服环境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文明产物，东方是向心而持中的，应是人类目前所需的调解人与环境关系的理想的文明形态，印度是返身向后的宗教文明，它是人类在满足前两个阶段需求后所产生的由最高的人生问题（即生与死）构成的文化类型。可以说，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总结是不乏深刻惊警之处的。首先，他是从世界范围的人类文化视野来重新看待、评价和掌握中国文化的；其次，他是在肯定西方文明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来对其进行全面文化反思的；再次，是他完成了东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体系，为现代民族精神的发展及东方文化的现代构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然而梁漱溟的思想也是危险的，这危险主要有如下两点：
    1.他对当时及其前后的复古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新文化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为中国20年代反封建反传统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儒教纲常的道德体系仍然是人的解放必须破除的文化障碍。
    2.他把文化的向度与向性当做绝对理念来做静止的观察，陷入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沼而难以自拨，是很难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做出清醒而科学的判断的。
    30年代胡适、陈序经等又提出了“全盘西化论”，主张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根除惰性”，亦即“只有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文明”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由是产生了对新文化影响深远的“西化的自由派”，以反传统的外向发展为主要的文化取向。应该说，“全盘西化”论对于彻底地反封建、反传统，充分地汲取世界现代文明的养分来巩固、发展新文化，走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无以妥协的发展道路，在文化构筑上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不宜将其论点做单一绝对的静止理解，而应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然而我们知道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输入的西方学理及其民主、自由、科学等观念体系是难以构筑现代民族精神的，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对此，共产党人终于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成熟起来，给予了自己的回答。1940年1月， 毛泽东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著文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 〕同时毛泽东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著名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的民族精神与西化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在这里，首先，毛泽东强调了“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 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2〕。正如郑师渠先生所说：“所谓新文化是‘民族’的，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外文化交流应当是平等互利的……二是强调必须尊重民族文化的‘特性’即民族性，对外来文化要通过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机制，吸收其精华，排除其糟粕”〔3〕。其次， 毛泽东又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4〕。 并把中国革命放到世界革命范围来考察。在这里毛泽东又强调了新文化的时代性和开放性，与西化自由派对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汲取及反传统思想有其相通的一面。其三，毛泽东强调了“这种新民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5〕。这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与西化自由派世界现代文明起点上的民主思想有互相联系的一面，同时也有东方传统的人本思想。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应该说它对新儒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观点尽管均有反驳，然而其体系深处还是有着许多相互联系而共同形成了以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人文基础。共产党人不可能凭空创造现代文明，也不可能脱离近代以来各种现代文化思想奠定的现代人文基础来制定文化纲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高度所阐发的具有战略性的理论主张，如果它在理论形态上不是单一的批驳东方文化派及全盘西化派的偏颇思想或对其仅持摒弃的态度，而且对其思想文化成就有所汲取和阐发，那么共产党人为现代文明构筑的民族精神将会具有更持久的战略意义和更雄厚的人文基础，然而历史在三维空间的对峙中毕竟还没有为其提供融而为一的更大舞台与背景，这又不是个人认识问题所及。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前后的三大思潮及其现代人文倾向在其后的现代文学思潮流派中均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如东方文化派之于京派小说的东方矜持与永恒节奏，西化自由派之于“自由人”的文学及“中间派”的民主倾向，如巴金、老舍、曹禺等，以及海派文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之于左翼作家、救亡文学以至解放区文学的影响。这些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然而作为学术、文化的思想背景，也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间接影响，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